永中散记

永中散记

黄  梅

一、光辉的创始

“永中”是建国前到建国初期永定中学的通行简称。它创建于中华民国二年，即公元1913年。关于创建的缘由，民国版《永定县志》上说：“邑人士鉴一县属小学到处林立，每年毕业者为数日多，亟应筹设中学以弘教育。”可谓要言不烦。但这“邑人士”主要是哪些人呢？它没有说。不过在县志的师范学校条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民国二年，又由国民党员办理师范讲习所，设于县城文昌裕。举人王绍经任所长。”王绍经县志有传，中云：“辛亥改革……任县立中学校长，学风为之丕变。”这县立中学，显然就是民国二年刚刚创建的永定中学。既然创建时任校长，那么，他是“筹设”的“邑人士”中的主要一员当属顺理成章之事。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位为永中创作了重要贡献的人物作一个简略介绍。

王绍经，原名景生，字小鹤（父亲名“友鹤”），高陂富岭人。清朝咸丰二年（1852）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顺天府应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录为候选知县，但以后接连几次举荐上去都未见委派任职，便绝意仕途，转而赴南洋经商、办教育。其间得识永定籍爱国侨领、富商胡子春，结为知交，受其委托为之办理创建各侨民学校和在国内投资实业、捐资兴学等事务。比及孙中山先生到南洋进行建立同盟会组织等革命活动，又经常协同胡子春给革命以有力的资助。武昌起义前，他受胡子春诸人委托，购买枪械弹药，并亲自从新加坡秘密押运回国，以应起义之需。武昌起义后，光复永定的下洋胡建杨民军所装备的武器，就有其中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在福建宣布独立时，立即到永定城联络文教界人士，极力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到许多人同情或参加革命。不久胡建扬率民军来县城，他马上组织这批人起来策应，使永定和平光复得以顺利成功。民国成立后，他致力于发展桑梓教育事业，不仅担任高陂道山高等小学校长，还在民国二年出任永定县师范讲习所所长和永定中学校长。晚年，由于广东龙川县的福建商界人士，力促他前去   续他父亲所创建的福建会馆的事业，便在龙川住了几年，担任会馆主席，对当地福建商界的兴旺贡献良多。同时一如既往，尽力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乃至平粜赈饥等慈善事业。民国十六年（1927）病逝于富岭故居。

从以上简略介绍中不难看出，王绍经是永定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同盟会的老同志。民国二年“国民党员办理师范讲习所”，会由他担任所长，实在是有很深远的渊源的。而同时成立的永定中学又要由他担任校长，则可以推知，筹设永定中学的“邑人士”中，必有他和其他一些革命的国民党人，而且还是充当“主力”。县志所载他的传略中，曾提到辛亥革命后，他“偕林君汉琴募款购枪，回邑创立‘保安会’，以靖地方，旋任县立中学校长”，则我们又可以推想，林汉琴（上楠）很可能就是跟他一起参加筹设永定中学的“邑人士”之一。因为林汉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学成回国，又在永定县教育机关“劝学所”任教导，直至民国初年。其间正像县志记述的那样，还曾同王绍经密切合作维护辛亥革命后的永定治安。这样，无论从他跟王绍经的革命关系上或从他所负责的职务上来说，他参与筹建永中都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不惮烦地根据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线索作上述的探寻，并非对某个个人的生平有什么考证的癖好，而只是为了证明，创办永中的主力是以王绍经为首的一群民主革命志士，从而使这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真面目重新较清晰地展现于世人之前，同时也为下文解释“学风丕变”的问题，提供一点方便。

永定中学创立时的校名，从县志的叙述和当时的规例来看，应当是“永定县立中学校”；学制则为四年。因为中、小学名称民国成立后已一律改“学堂”为“学校”，而中学学制也已由清末的五年改为四年了。县志又说王绍经出任永中校长后，“学风为之丕变”。丕者，大也。这巨大变化，我想，恐怕不是像有的朋友说的“增加了格物（声、光、化、电）、外语和体育等课程”，因为这些课程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起，就在中小学里开设了。1906年永定县城成立的“官立小学堂”，以及比它早一年在长流创设的“培风小学堂”，便都开设了“格致”（相当于后来的物理、化学）、英文和体操等课。因之，所谓“丕变”，应是指一改过去读书仕进的陈腐学风，面树立起了民主革命教育的新学风，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民主进步思想，能为建设独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人材。这才符合史实，才符合创办人王绍经等民主革命志士和进步教育工作者的思路。可惜的是，这样一所实行民主革命教育、朝气蓬勃的学校，竟因“经费支绌”，不得不在创办的第二年（1914）就停办了。这大概也是辛亥革命的缺陷的一个反映吧。尽管如此，这光辉的创始，却永远值得永中校友们纪念和自豪。

永中创办时校址何在，县志记述缺如。或曰在考棚，但有文献可查者，永中设在考棚是民国九年（1920）复办以后的事，而民国初年，考棚设的是县立小学校（见民国版永定县志《教育志（下）》）。据此，则永中创办时究在何处，只好暂且“存疑待考”了。

二、复办之一：好学、爱国、革命的学校

永中停办六年之后，到民国八年（1919），据县志说，由县知事陈颖基、劝学所长郑宗海和一些地方人士，商请道尹熊某核准，复办永定县立中学校。基金来源，一是从烟丝附加税中提拨二成，再加上纸税、牛皮税等项；二是省财政拨给本县小学、中学的年补助金各1200银元共2400银元。基金有了着落，复办筹备工作进行得很快很顺畅。第二年，就在县城考棚（今永定一中生活区）招生开学了。校长是卢初璜。他字磻丞，本县陈东人。清朝宣统二年（1910）当选为福建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七年（1918）补选为民国参议院议员。他从事政治活动之外，也办教育。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侨胡子春创办本县师范简易学堂时，就请他担任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可最近看到一种材料说，永中1920年复办时的首任校长是苏渊亭（名祖泉）云云，但未提到证据。查县志苏祖泉传，仅说他“在乡讲授生徒”，并未提及他担任永中校长。他的宗亲后辈、近人苏炯文在一篇记述他的文章（待刊稿）中，也只说他“任永定县劝学所所长（按，这一点县志《选举志》有载）和古竹求新学校（即今古竹乡中心小学）校长多年”，同样没说他担任过永定中学校长。看来，在未发现有力证据之前，苏祖泉任永中复办后首任校长之说，只能存疑。

复办后的永中学制，最初还是四年。民国十一年（1922）教育部通令中学改为“三三制”，即高中三年初中三年，永中便“暂设初中”，学制三年。这就是说，从1922年起，永定中学其实就是一所初级中学了。

卢初璜任校长至1926年离职，继任者是坎市人卢智锟。到1929年，工农红军解放永定，以后永定即处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动荡，永定中学再度停办。关于1920—1929期间的永定中学，当年在学的罗忒士（铁贤）先生，曾于1982年5月撰文回忆，题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永定中学》，登载在《永定文史资料》第一辑。该辑印数甚少，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难于看到了，这份亲历资料，便越发显得珍贵。现特摘要转述如下，以飨读者。

永定中学从1920年起，每年招收一班学生，按“天干”顺序称呼以志班别。罗忒士先生是1924年入学的，那时已招了甲、乙、丙、丁、戊五个班。全校在学生学生百余人，教职员十四五人。教师多为东南大学毕业的外省人，教务长姜子荣（本县抚市鹊坪人）也是东南大学毕业的。他们均由学校以高薪延聘而来，各具专长，富有教学经验，其中八人曾有专著出版。以此，永中教学质量甚高，学生成绩为邻近各县所称道。1927年因反对一位“舍监”，学生闹风潮，毕业班集体转往广东大埔中学。参加转学考试后，大埔中学宣布全班成绩均优，准予转学。其负责人还说：“永定中学学生的成绩，确比大埔中学学生强得多。”

永定中学学生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富有爱国和革命精神。20年代初期，福建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学生却已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1925年3月孙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同学们立即佩戴黑纱举行追悼大会，并下乡宣传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两个多月后，“五卅惨案”发生，群情愤激。适逢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郑永祥（永定城关人）返梓，就请他报告惨案经过。听罢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抵制日货。当即由学生会会长胡资周等主持，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天天派学生到峰市、南门关等主要码头、关卡以及城内各商店去检查日货，查获即予当场烧毁。素常充斥市场的日货顿时销声匿迹。1926年卢智锟接长永中，他同情革命，聘请了张壮飞、苏节等革命青年来校执教，永中革命活动更加蓬勃。学生经常驻机构下乡宣传革命，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军阀曹万顺向永定派款四万银元，永中学生立即群起反对，发动群众抗缴。斗争中一农民被曹军枪杀，同学们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抬尸抗议大游行，要求严惩凶手、取消派款，大挫军阀嚣张气焰，迫使曹军暂缓了派款的催缴。

1926年10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克永定，永中学生更加革命化了。许多人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还有不少人接近了共产党。金丰片的大部分同学参加了“金丰青年社”。该社约在1925年就成立了，是由后来成为永定著名中共党员、革命烈士的陈正、曾牧村、卢肇西等人领导的。社员们常常下乡宣传革命，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土豪劣绅，维护农民权益。1928年下洋暴动时，该社成员包括永中学生社员，绝大部分都参加了，以后成了永定和闽西的中共骨干。其中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永中学生陈兆祥、游森泰、江斗山、陈锦炽等，就都是30年代初牺牲的烈士。

三、复办之二：爱国尤爱国，责任负兴亡！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救亡图存，民族意识昂扬。邑人在振兴民族必须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共识下，迫切要求再度复办又停办了八年之久的永定中学。据县志记载，这年便由县长赵益谦和林鸿辉（亮之）、熊耀球（琅青）、郑国祥等地方人士共同筹备复办，费用向县内各界及旅居外地的同乡募捐，常年经费则呈准由县财政拨款。这样，永定中学就在神圣抗战的第二年——1938年秋正式第二度复办了，校名改为“永定县立初级中学”，校址还是在考棚。第一任校长是林鸿辉。他字亮之，永定著名土楼——洪坑振成楼建造者林鸿超（逊之）的弟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曾任京兆财政厅秘书、福建省政府禁烟委员会委员等职。永中校长卸任后，又当过宁化等县县长，70年代才病逝于故里洪坑。他任职永中时的头衔开始还是“代理校长”。

永中复办开学不久，即1938年11月初，永定县政府层奉教育部、省教育厅训令，发文要求各中小学制定校训、校歌。永中当即于11月28日由代校长林鸿辉署名具文呈送校训校歌。30日，县府批“准予存转”。这校训是：“勤诚忠勇”，而半个世纪之后，永定一中以“勤严实勇”概括她的校风，虽然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精神上仍有不少相通之处，这恐怕很难看作巧合，而是永定人民的精神传统有以致之的吧。至于校歌，由于仓促之间难于谱写出合乎要求的水准较高的曲子，便选用著名作曲家黄自在“九一八”事变后写一首抗敌爱国歌曲的调子，由国文教员赖醒珊依典填词，再经林鸿辉等润色而成。歌词是：

龙岗之阳，凤渚之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勤诚忠勇”，校训皇皇；明辨笃行，学海无疆。群策群力，爱校尤爱国，和平奋斗，责任负兴亡！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永中精神永发扬！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永中精神永发扬！

其中“勤诚忠勇”，校训皇皇里的“勤诚忠勇”，后来由于国民政府制定了全国各校的统一的校训“礼义廉耻”——还由蒋介石亲笔书写颁行，各校都遵令将这蒋的手书制成匾额，悬挂于校内最醒目处——，那“勤诚忠勇”也便为“礼义廉耻”所取代了。这首校歌的歌词，不仅表现了永中的特色和精神，尤其激动人的，是那高扬的爱国主义情感，那是当年的“时代最强音”——“群策群力，爱校尤爱国”，“责任负兴亡！”抗战中的中华儿女，特别是青年，谁能不受到感召而热血沸腾？加之曲子原就是表现抗敌爱国的，于是歌词歌曲，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竟不似填词之作，而是“原配”的创作歌曲了。所以深受师生喜爱，传唱不绝，就是今天唱起来，仍然为其爱国主义精神所振奋。

民国廿九年（1940）二月，姜子润继林鸿辉担任永中校长。姜校长是对永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又一位教育家。他字泰煊，永定抚市鹊坪人。民国十二年（1923）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历史科，以后就在省内外包括永定中学在内的一些中等学校里任教。抗战爆发，又先后执教于湖南衡阳和福建长汀。这时，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已蜚声教坛，而为邑人所宗仰。所以当林鸿辉校长行将他就之时，各方人士便联名向省教育厅力请调他回来接长永中。在任两年，果然不负众望。他抓住抗战开始后大批文化人、教师转移内地或回乡的机会，利用在文教界的熟悉关系和影响，延揽了许多品学卓异之士来改善师资阵容，一时俊彦荟萃，群贤毕至。他又严于律己，谦恭待人，教职工都乐于用命，加以认真整顿各项规章制度，培养勤奋笃实学风，因之治校成效斐然，教学质量显著提高，邑内外人士交相赞誉。余生也晚，没有福分托其门墙，但也曾亲聆一次他的演讲。那时我还是城厢小学（在城南廖家祠）低年级学生，一天学校请他来作时事讲演。我们这些小孩子明知听不懂，但久慕盛名，便也早早来到会场恭候。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脚登黑布鞋，身子似乎略有些伛，恂恂然一个慈祥可亲的长者。他声音不大，却听得很清楚，娓娓而谈，深入浅出，我们小孩子居然也能听懂三二分。

1942的春，姜子润奉调长汀任师范校长。第二年秋，被省立师专聘为史地科讲师，1949年晋升为教授。1972年以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退休回乡。越四年病逝于鹊坪故居。

接替他担任永中校长的是城关人郑超祥，广西大学理学士。他一直任职到1949年6月，几近八载，是建国前永中任期最长的校长。时值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社会经济日趋恶化，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学校经费之困窘可想而知。郑校长依靠邑中热心教育人士的支持，多方设法，惨淡经营，使永中弦歌不辍，且规模有所发展，1948年还改建了部分校舍，这是很不容易的。

四、响遏行云余音绕梁的音乐会

我于1945年秋进永定县立初级中学读一年级，一年半后转学龙岩初中。永中一年多，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春夏间举行的音乐会。

为什么要举行音乐会，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时永中教师的确音乐人才济济。音乐教师苏森墉、张善才在永定文化教育界素著声望不用说了，就是史地数理化教师中，也不乏吹拉弹唱颇有名气的。我踏进永中不久，就几乎天天下午第三节都可听到从“魁星楼”二楼厅上传来的合唱队的歌声或国乐队的丝竹声。第二学期一开学，立刻听说要举办音乐会，魁星楼从此更热闹了，楼下厅里也时时可见青年教师三三五五在那儿引吭高歌。我缺乏音乐细胞，所以准备的详情不得而知，但见班内班外的音乐尖子们一天天忙碌起来；合唱队的女同学，惯常穿的黑裙子上的黄童子军服也都为白衬衣所取代。终于有一天，学校正式宣布了音乐会的日期，于是我们就忙着大扫除，整理作为会场的内操场（现在生活区那棵老龙眼树前面一带）。

到了开音乐会的日子，整个永中校园打扮得清洁整齐。下午两点多钟，同学们就把自己的课桌椅搬到内操场上，按预先的设计布置停当。舞台是早几天就用两张乒乓球台加上其他结实的桌子和木板搭好的了，只要挂上布幔帷幕就行。入夜，几盏汽灯照亮了舞台内外，接到邀请的各界来宾，闻讯而来的校外的音乐爱好者，以及全校几百位老师同学，不一会儿就把内操场填得黑压压几乎没有什么空隙了。

音乐会的帷幕是由雄浑庄严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合唱《总理纪念歌》首先拉开的（即“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那一首，前几年孙道临主演的电影《非常大总统》还用它做主题曲）。接着，其他节目在报幕员的介绍的导引下依次表演。负责报幕的是年轻女英语教师曾上梅，那天晚上她特别漂亮，光彩照人，语音甜美。音乐会节目很丰富，大多为中外名曲，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个个精彩。赢得掌声最多的，有苏森墉老师指挥的几支合唱、齐唱，有张善才老师指挥的国乐合奏，还有苏德鸿老师的风琴、月琴独奏，董绍焘、孔庆芬等几位老师的男声重唱，女同学的表演唱《回娘家》，以及一些老师同学的男女声独唱、二胡独奏、锯琴独奏、树叶吹奏等等。虽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什么高档的洋乐器，比如说，连一架钢琴都没有，但师生们却主要靠着“国货”、“土产”，开成功了一台长达两个小时的纯音乐晚会，并以其内容优美、质量上乘，使全城听众，包括富有文艺修养的文教界人士，以及一般群众，都为之倾倒，这能不令人惊叹而视为奇迹吗？

这台晚会连续演了两场。事后一位人士说：“响遏行云，余音绕梁”。我觉得一点也不过誉。

五、校园忆旧

永中1920年第一次复办，修葺考棚作校舍，以后陆续增建了一些教室，开辟了内外运动场。其格局一直保持到1948年，才有了一点较大的改动。大变革则始于建国后的1953年。到今天，昔时校园的模样，只能觅之于五六十岁以上老校友的记忆之中了。

大约1940年以前，永中的大校门开在现在的龙岗商场那儿，前临大街。以后为了隔断市廛的喧嚣，筑了一道高墙将大门封住，把面向龙岗巷中段的侧门辟为正式校门。这校门宽二丈左右，由并列的三个砖砌拱门（无门扇）组成。紧挨左右拱门各竖一根方形砖柱，高丈余，顶端饰以圆球。拱门之上，两柱之间，是弧形的门楼，白色。在这白底上，也是弧形地排列着一行青色楷书字：“永定县立初级中学”。校门通体圬以石灰，素朴雅淡端庄。跨入拱门，是一个横长方形小门廊，越过门廊，便是木门框大门。大门左边，挂着一块二尺来长尺多宽的镜框，里而镶着宣纸写的《本校沿革》。门廊左边墙上，是惯常张贴每年招生考试录取名榜的地方。我的“大名”就曾有幸荣登此榜，当年看榜时剧烈的心跳声现在似乎还在耳边。大门里面有个小门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屋子，右边那个常做传达室。门厅进去，开一方天井，种着些花草。天井北边的那座二层楼房，便是上文提到过的“魁星楼”，四间一厅格局。楼上的那个厅，很长时间辟为音乐室，其余房间作教师宿舍。天井西头，右边是小厨房，有门通往它后面的大厨房；左边几间屋子用矮墙围起来，只开一个小门出入，女教师女同学便住在里边。天井南沿，通过一道侧门进入一座两间夹一厅的平房。房子相当高，厅作会客室，厅东的房间作校长室。厅外是把通道改建成的又一个大厅，左右各摆张圆桌，供教师进餐之用。大厅出去，东西各两三间木板隔成的教师住房。东边木房北端，有条丈多长的小弄道，通到东边的大厅，这里作全校教职员办公室。木房往南，又是天井，较大也较长。天井东面的特大厅，前边装上蓝色木条构成的栅栏，头尾都开了门，开会时作礼堂，平时作学生膳厅。天井西边，右面过道厅，左面大教室。过道厅后壁，洞开着圆月门。出了圆门，迎面一座大教室，后来改用作学生宿舍。宿舍以南，便是内操场了。

礼堂兼膳厅南端，横跨天井，立着一堵大障壁，中间上方开了个圆窗，两旁各开着小拱门。拱门之间设布告栏。布告栏上左边，挂着块约三尺见方的黄漆木牌，刻着一行行阴文填绿的寸楷字，首行较大，文曰：“永中学生，人人应有”，接着便列举永中学生应具备的各种品德和精神，大体是校训“勤诚忠勇”的具体化和发挥。障壁后又是和障壁前一样大但长得多的天井，里头种了好几株高大的芭蕉。这儿是主要的教学区，所谓“考棚”，大约主要也是指这儿吧？夹着天井，两边各列着紧挨的五间教室，每间均可容纳学生50名左右。这些教室的确无愧于“棚”的雅号。没有天花板，临天井的一边都仅靠一溜齐胸高的矮墙围护，相对的那边，东列的也是矮墙，比人高一点，相隔约三尺，便是那垛又高又长的隔开学校与龙岗巷的界墙；西列的，是后壁，开着窗户。由于空档很多，倒是空气新鲜，光线充足。天井有芭蕉，阔大的叶子足以遮挡射进来的太阳光，不致灼热，炎夏也还凉爽。两列教室的尽头有个庭院，覆盖着树荫，院子出去，便是封住老校门的高墙了。

回过头来说内操场那边。场内有一棵老龙眼树，现在还在，让访旧的老校友靠了它还能依稀辨认出内操场和当年操场周围建筑物的位置。场内原设有篮球场，42、43年间撤除了，整个儿成了课余散步和开同乐会的地方。操场西边，有一溜粉墙黑瓦的平房，大概五六间屋子，这便是罗忒士先生说的1920年第一次复办后新建的学生宿舍。操场南边，屹立着一幢两层的教室楼。罗先生的文章写到它时，除了说它跟西边宿舍建于同时外，还说：“这座教室是洋式的，在当时的永定县城来说是一座比较好的新式建筑。”它的西南角边，1936年建中山公园时，筑了一座假山，山脚一弯清流，上架小小石拱桥。过了桥，有曲折窄小石级路，蜿蜒而上，直至峰顶。坐在上头，可跟楼上教室凭着窗户而立的人对面谈笑。这座假山自然给这座教室里的同学添了不少乐趣。不过我进永中的时候，它已经不作教室了，设图书馆、仪器室。楼上东端，隔着楼梯，还有一间斗室，喜欢僻静的老师，常爱住在这里。后来，大约1948年吧，中山公园已破败不堪，假山有如无主孤儿，永中改筑围墙的时候便把它围了进来，成为校园一景了。

永中的大厨房在魁星楼后边，地势较高。厨房前有口井，井水清甜。厨房外面，走过一块空地，筑了土围墙，在如今生活区校门那里，开了个朝西的后校门。好像是1945年或1946年，学校可能想把正式校门移置于此，便把原来简陋的门拆掉，改建得比较壮观了一些。门的主体是两根有线饰的高大方柱，夹着一块木质大门牌，牌为红褐色，上缀白色大楷书：“永定县立初级中学”，陈曲波老师的手笔。

后校门外是升旗场，这是外操场的一部分。外操场本是中山公园广场，县城公用的会场和体育运动场地，设有“中山纪念台”和篮球场。但大部分时间归永中使用，等于是永中的，所以同学们都称之为“外操场”。其中的单双杠和跳高跳远的沙坑，也是永中设置的。

以上是1948年之前的情况。到了1948年，郑超祥校长筹集到一笔款子，“大兴土木”了——这在当时，的确算得“大兴土木”，要知道，永中校舍从1920年到1948年，历经28载，基本上没有改动啊！这次改建，一是把会客室、校长室、女生宿舍及其以下，礼堂兼膳厅以上的建筑物，还有圆门外的那座大教室（宿舍），统统拆掉，建成一座西起内操场西端，东至原校长室的朝南的长方形两层教学、办公楼。布局为西端一间教室，接着一个独间，再过来是梯弄，过了梯弄又是一间教室一个独间，然后一个小厅，厅隔壁又一个独间。厅后装置着较窄小的楼梯通楼上，梯旁开门，出了门便是魁星楼前的天井。改建时还在魁星楼二楼西端架道走廊，把魁星楼和新楼连接起来。再一项改建工程是把内操场西边的一排平房宿舍改造为楼房，并把它和新教学、办公楼连接起来。

新教学、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是土木结构瓦房，样式接近于洋楼。前者当年建成投入使用，后者则未能完成内部装修，墙面也没有圬石灰，但学生没地方住，也只好先将就着使用了。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建国前永中的校园。哦，对了，1948年以前，在会客室里，以及从它到两排木房之间，墙壁上、柱子上，还挂着许多竹刻书法“条幅”。40年代上半，永中“劳作”课常教学生制作竹工艺品。小项的有笔筒、笔架等，大项的主要就是竹片“条幅”——把直径数寸的毛竹筒破开，刨去青皮阴干，打磨平滑，在上刻字，多为阴文，间配以几笔国画，全部填以绿色。文字或为格言或为诗句。那些挂出来的就是从数百件学生作品中精选出的。字体有楷有草有隶，或铁画银钩，或妩媚多姿。刻工亦颇精巧。日子一久，竹片成古铜色，配上绿字，古朴典雅，韵味盎然。可惜旧楼拆除时，这些我少年时流连赞赏的出自年轻学长们之手的工艺精品，也不可得见了。

“神游”了一番昔日的校园，再看看今天扩大为教学、生活两大区的永定一中校园，一座座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巍峨壮丽，宽畅实用。最近落成的“思源图书馆”，更被参观者誉为“省内中学第一流的图书馆大楼”。加之成荫秀木、如茵碧草，鸟语间关、芳菲四溢，我们不禁惊诧于旧时校园何其湫隘简陋！然而，当我们为今日的发展而击节赞赏、深受鼓舞的时候，对于当年在艰苦条件下辛勤作育奋发攻读的老师和学子，那由衷的敬佩之情能不油然而生？的确，这些先人前辈，连同那些窝棚陋屋，为我们永定文化教育的推进所立下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11月）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