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永中学生生活片断

建国初期永中学生生活片断

范京增

1949年9月，永定全县解放。10月初，庆祝开国活动过去不久，永定中学就贴出了开学通告。那时，我刚读完高中一年级，怀着对新中国的学校的强烈好奇心，带着进一步了解新中国和求取新知识的渴望，跟许多同学一起到学校报了名。从此，在永中继续读了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其间经历了三任校长：王辛路、胡史樵、李应槐（由代副校长阙硕龄主持日常工作），留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而且回味无穷。

回想当时的情景，头一件浮现在眼前的，就是开学前夕，王辛路校长根据党的教育思想，亲自拟订的一份学校工作规划。他请人用毛笔抄写得大大的，一式数份，分别张贴在县城十字街头和“四大城门”；开学后，又油印了几百份，分发给全体师生。他的这份“施政纲领”的内容，有两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建立新的教学秩序，改变以往读书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另一点是：“改变过去师生对立状态，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师生平等”，共同搞好教与学。这个“宣言”和接着而来的一些做法，的确叫我们耳目一新。可惜王校长是兼职的，任职时间又只有四个来月，来不及把他的“施政纲领”一一落实。第二年——1950年，胡史樵校长来校。他是建国后永中第一位专职校长，又深得侨育中学“革命教育”三昧。他运用侨中成功经验，吸收王辛路校长“纲领”和做法中的精华。基本实现了“建立新的教学秩序”的构想，把永中办得有声有色。1951年3月，我们依依送别了胡校长，李应槐副县长来兼任永中校长，日常工作由阙硕龄代副校长主持。在我毕业前，阙老师“萧规曹随”，巩固了胡校长的工作成果。几位校长和老师们的辛勤努力，使我们这批建国初期的永中学生，除了学到中学各科知识外，还得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益处。

这益处首先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来的。王校长要求读书结合实际，胡校长则由于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他改造永中构想的核心的组成部分，自然非常重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加之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任务繁重，很需要师生参与，也就为学生提供了众多的社会实践机会。那时主要的政治运动有三项，一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二是镇压反革命，对城市和农村中一贯欺压、迫害人民，反对人民革命，罪行累累的家伙，发动群众揭发、清算他们，对他们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以巩固人民政权，确保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三是抗美援朝运动。当时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反对美帝侵略，保家卫国，中央派遣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时在国内开展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活动。对这三项运动、永中师生都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我们经常做的有如下几种：

1、街头化装宣传。永定城关每五天一个“圩天”，乡下广大群众，云集凤城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或买回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学校不时利用圩天，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在上午放学后的中午时间，化装到街头游行、表演，穿插演讲，进行宣传。例如抗美援朝开始后，各班选出部分同学，化装成各色人物，构成一组组画面——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情景；有美国侵略者失败的种种狼狈丑态；有饱受战争蹂躏，同仇敌忾的朝鲜人民狠狠打击侵略者的场面；有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工农业等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形象再现……。这一组组“画面”，由秧歌队作前导，伴着喧天的锣鼓，以及此起彼伏的歌声、口号声，从西门到东门缓缓穿过赶集的热闹人群。由于这是永定民间传统的“装故事”（即化装表演游行）形式，群众喜闻乐见，又在十字街头“定点”表演节目和演讲。围观的群众密密层层，兴味盎然，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2、“土广播”。最先是为了配合校内的时事学习和活跃校园生活，学生会组建了“永中广播电台”。所谓“电台”，不过是一只洋铁皮做的喇叭形话筒而已。但由于及时“播放”国内外要闻和校内新闻，还有动人的独唱、齐唱、顺口溜，以及和听众直接交流的“点歌”等等精采节目，大受同学欢迎。后来县委的同志知道了，建议学校把它搬到龙岗巷东边不远的一座三层店楼的顶层阳台上去，向街上的群众广播。从1950年5月间开始，到7月初学期结束，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傍晚，凤城大街从十字街到中街，都可听到“永中广播电台”的“播音”。群众听得津津有味，还吸引了东街、西街、南街的群众到时赶来“收听”。一个见过“麦克风”的中年听众说：“有一个麦克风就好了，免得你们声音都喊得哑。”

3、下乡宣传。最先是1949年冬，全校师生分为三个大队，到城南的书院、古镇，城东的大洲、中坑，和城内大街小巷，开展宣传活动。我参加城南那队。队里有张学初、赖鑑堂、郑奠邦、江祥瑞等老师。图音体老师都在，学生也不乏有吹、弹、歌、舞和绘画的擅长者。师生们准备好书写绘画器材，又排练了好多唱歌、跳舞和类似活报剧的小节目（自己编的，内容为反映农民翻身解放，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动人事迹），然后出发。我们一路写墙头标语，画壁画，到了居民较集中又有空阔场地的处所，便把锣鼓敲起来。周围群众听到了立即纷纷聚集前来，多则千人，少也几百，边观看表演边议论，情绪十分高涨。演唱《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大家熟悉的歌曲时，许多观众也手打节拍应和着唱。歌声震天，回荡在场地上空，久久不绝。

1950年夏，暑假刚开始，学校又组织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宣传队，在魏稼秋老师带领下，大家背着、挑着被服、粮食和宣传演出器材，沿龙峰公路步行到锦丰、仙师、务田、龙安寨等村乡去活动了四、五天。晚上在不很明亮的汽灯光下演出，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夏收夏种，有时还跟当地乡村干部和教师赛篮球。这样，一村过一村，尽管很紧张，但大家兴致勃勃，一点也不觉得累。女同学也和男同学一样，背着背包步行，路上还不时被“拉歌”唱上几段，鼓舞行军士气。

下乡宣传活动，两年中进行过好多次。同学们参加这些宣传活动，一方面，“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在准备阶段，不论编写演讲稿和演出脚本，或画壁画草图，或排练歌舞戏剧，都要认真学习时事、政策，这无疑是一场很有效的政治学习；另一方面，在活动中，接触到农村实际，贴近了群众，对理论联系实际，树立群众观点、自然都大有好处。至于培养了组织、交际等活动能力，以及各种艺术技能（我学会读谱和拉弹乐器的技巧便得力于此），那就更显而易见了。

此外，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学校还常常组织同学参加斗争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从群众的血泪控诉中，同学们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爱和憎更加分明了，革命立场更加坚定了，思想觉悟显著提高。其效果不是读几本书上几堂政治课所能比拟的。

另一个使我们得到许多终身受用的益处的是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用后来的话说，也就是“第二课堂”吧。王辛路校长的“纲领”里就提出要开展课外活动，胡史樵校长的“革命教育”，其渊源之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对课外活动更是高度重视。所以我在永中的那两年，特别是50、51年，学校的课外活动真是“百花齐放”，极一时之盛。下面只略举几项，以见一斑。

1、学生社团活动

萤火社  1950年元旦前，学校为准备参加县城庆祝“解放元旦”文艺公演，要求各班排练节目，同时要求学生会在校内外出版“元旦特刊”墙报。同学们欢欣雀跃，能歌擅舞者参加文艺演出，长于舞文弄墨者，忙着著文撰稿，编辑出版墙报。高二班（1951届）的张弘昌、范京增、赖锡棉三位同学，在帮助学生会出好墙报之后，兴犹未尽，商议再出一版，给学校的庆祝活动“锦上添花”。于是，从十二月卅一日下午开始，他们分头购买纸张，搜集材料，接着开夜车撰写文稿、誊正，画刊头、题花、插图，忙了个通宵达旦，于次日即1950年1月1日清晨，张贴在教室前走廊墙上。它图文并茂，文字又有诗歌、散文、报导等等，内容主要是表达青年学生对祖国解放的喜悦，对新生的共和国的热爱。此外还有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歌颂中苏人民友谊的诗文，又转载了一篇介绍苏联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的报道《苏联学生生活一斑》。这版墙报，文章质量较高，内容较丰富，版面编排也颇新颖活泼，博得师生们的好评。当商议定何刊名，署何单位编辑出版时，三人也颇费踌躇，最后定刊名为“萤火”，以“萤火社”名义编辑出版。定名“萤火”，取义于鲁迅先生名句：像萤火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就是“萤火社”的来由。到第二学期，又有黄凤良、张炳光等同学加入，除继续出版墙报《萤火》外，还自编剧本排演短剧，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又组织成员学习《毛泽东的人生观》、《大众哲学》，以及解放区文艺作品等，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和文艺素养。“萤火社”的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指导，永中建团前后，还得到建团工作组、团支部的鼓励和帮助。当时建团工作组负责人之一吴炎华同志就曾亲自指导过它的活动。由于各方领导支持，“萤火社”在那时永中学生课余生活中，颇有名气，影响相当大，给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主学习社  该社是1950年4月间，由高二上班（春季班）卢显宗等同学发起和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思想、政治著述和时事，也出墙报和参加文艺演出。

美术社  先是下乡宣传时成立的“标语漫画组”，后来在学校的支持下，成为固定的“美术社”，有近20位爱好、擅长美术的同学参加。他们平时在学校安排的社团活动时间里学习绘画，有宣传活动或演出活动时，就大展身手，画漫画、壁画、宣传画，制作戏剧景片等等。1950年国庆节期间，还举办了一次颇具规模的美术展览，吸引了校外的许多观众，赢得不少赞誉。

木刻组  1950年3月，卢若帆老师来永中任教。他擅长木刻，课余常向同学介绍，引起不少同学的兴趣。不久，他就应这些同学的要求，担任了他们组织的“木刻组”的指导。组员们劲头很大，多方寻觅木刻刀和木板，从学刻线条开始，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木刻技术，终于刻成了一幅幅虽然幼稚却令老师同学兴奋、喜欢的处女作。1950年国庆，美术社举办美术展览，木刻组选送了十余幅作品参展。这时技术已渐渐熟练了，加之这东西在永城还挺新鲜，所以观众很多，并得到他们的好评。

此外，还有一些墙报社、球队（如“Castle[保垒]篮球队”）等，因年代已久，具体情况多已遗忘，就不一一叙述了。

2、编演戏剧

建国初期，没升学考试压力，课外作业不重，上课、做作业之余，有相当多的时间留给同学自由支配。节假日里，学校常常举办文艺晚会，各班都要排练节目参加演出，这一方面也是为下乡宣传和参加县上组织的公演活动作准备。那时很感头痛的是没有现成的合适的剧本。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文艺爱好者便萌生起自己创作的念头，学着编写剧本。那两年自编自演最多的，要数1951届那一班。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歌剧《死不着》和《渔光曲》，以及现代京剧的《大战基隆》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永定文史资料》第10辑《建国初期永定城关群众文化活动和永定县文联筹备会的成立》一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不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演现代京剧《大战基隆》。该剧剧组成员是1951届的几位京剧爱好者。他们试图用传统京剧唱腔和表演程式来表演现代题材，大胆构想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时大战基隆的场面，自己编剧本、选唱腔、设计武打动作，自己操琴伴奏，居然演出了。其中有主角大段西皮慢三板演唱，也有不少紧锣密鼓的对打，情节紧张有趣，赢得了观众如雷的掌声。演出后，好些年纪稍大的观众评论说，内容新鲜，唱腔演技也颇具京剧韵味。

3、泽东室“征答栏”

1950年上半年，学校拨出一间大教室，让原来设在一个小小的“三面来风”的通道厅里的报纸阅览室迁入，还增购了一些期刊，为师生改善了时事政治学习的条件。阅览室接受学生会的建议，命名为“泽东室”，由一批同学轮流负责管理。那时同学学习时事政治的热情很高，阅读报刊兴趣浓厚。学生会为把阅读报刊活动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在“泽东室”开辟了“学习问题征答栏”，发动同学把阅读中遇到的不明白的问题写成书面征答题，投入征答箱。“泽东室”值日生每天开箱一次，把问题分类归纳，然后公布，征求同学解答。解答者写好答案，自己贴到征答栏上去。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作出补充修正；意见多的，展开讨论。同学实在解决不了的，则请有关老师解答。“征答栏”开辟以后，非常热闹，大受同学欢迎，对大家的时事政治学习帮助很大。

那两年生活中印象很深的，还有生产劳动。为了培养劳动观点，养成勤劳习惯和学习劳动技能，学校设置了劳动生产课，在南门坝开辟了劳动生产基地，从1949年冬开始垦荒种花生。先是铲草皮筑围墙，在围垦区周围筑了一道宽一米、高二米，用“草皮砖”堆叠起来的结实的土围墙，以防放牧的禽畜闯入糟蹋作物。1950年春，各班同学在生物教师赖筑岩老师指导下，刨去荒坝杂草，翻土整畦，播下了花生种籽。学校为了鼓励同学的劳动积极性，实行“班种班收”的“政策”，宣布收获的花生全归各班主任指导下自行支配。同学们为了争取丰收，认真定期除草施肥，精心管理。记得那时阙硕龄老师还编了一支歌：“大家来开荒，大家来开荒！种出花生香又香，有福大家享。”劳动时，同学们就唱起来，越唱劲头越大，干得越欢。到临近暑假时，果然丰收了。我们班将收成的花生自动划出一部分送给学校，剩下的每位同学都分到一大脸盆。大家特地在教室里开了一次“花生宴”，自己的劳动果实，吃起来分外香甜。班主任张元培老师在这之前不久已赴福州学习，没能参加“花生宴”，我们特地精选了一包颗粒最大最丰满的花生，邮寄给他，让他也分享到这师生共同劳动所取得的丰收的喜悦。

还有新型的师生关系，也是那两年令人难以忘怀的。师生之间，可以说真正是“打成一片”。教学中实行“教学民主”，师生常在一起平等讨论。就如语文课，1950年上半年，新课本还没来，语文老师搜集了几种老解放区的课本，从中选编教材，托湖雷私人印刷店用石版印刷。选编时，他先把文章交给同学传阅，征求意见，最后才将大家最感兴趣，认为最合适的付印。上课时，也多采取讨论式，同学各抒己见、跟老师辩难是司空见惯的事。至于课余，尤其在课外活动中，师生简直就跟好朋友一样，同甘共苦，同忧共乐。因此，师生之间有着极深厚的情谊。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些在永城工作的学生，对留在城里的当年的老师，如王辛路校长、胡史樵校长、罗选才老师、卢郁蕴老师和不久前辞世的郑佩诏老师等，仍怀着深深的敬爱，经常去问候、请益。而谈起已离开永城多年的赵锡麟、赖筑岩、张学初、阙硕龄、张元培、赖安章、阙亮清、卢若帆诸老师和已作古的魏稼秋老师等，无不钦敬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我觉得，该是那时永中教育教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11月）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