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耕耘  十六春秋

两度耕耘  十六春秋

——我在永定一中工作的回忆

郑友谊

我在1986年获准离休。离休前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三年。人们常把基础教育工作者比作“园丁”，那么，三十三年中，我就曾在永定一中这块园地上先后耕耘过两次，合计一十六年，占了我教育生涯的一半。这样，自然对这块园地有着特殊的感情。最近，永定一中八十周年校庆即将来临，更时时引起我对那十六年间的回忆，而《永定文史资料》的编者又特地来约稿，便交回忆的片断连缀起来，随手写出，以应编者之约。

我第一度在永定一中工作，始于1953年。在这之前，我是永定县人民政府的秘书。一次，随同龙岩地委一些领导同志下乡，工作之余随便谈谈，我说，我是教师出身的，现在还很想回去教书。当时，并不敢想这个愿望会成为事实。没料到听的人却留了心。到1953年春，省人民政府为了纠正中小学教师中相当普遍存在着的忙乱和混乱现象，指示所属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措施之一就是选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到学校去负责领导工作。那时永定一中还叫“福建省永定中学”，沿用“永中”的简称，由县长李应槐兼校长，负责实际工作的是代副校长青年团员阙硕龄，正迫切需要一个党员专职校长。于是龙岩地委领导同志记起了我想回到教师岗位上去的话，愿望与需要恰恰对路，便下文把我调到永中任校长，并把我的工资从行政17级提到16级。这年8月，我正式到任了。

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多，任务紧迫繁重，干部又少，需要学校师生帮忙，而那时学校为了加速师生的思想改造，以便更顺利地完成改造旧学校的任务，也需要师生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一段时期内师生较多地参加社会活动，无可非议，甚至是必要的，可是久而久之，不少地方干部竟视为常规，只顾自己工作方便，过多地要求师生参加社会活动，造成学校教学外的负担过重，影响教学质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忙乱和混乱。我到职时的永中，就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忙乱和混乱现象。县里各部门都可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而且都说成什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使学校穷于应付，师生陷于过多的会议和活动中，无法安心搞好教学。所以，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积极配合县委县府在永中贯彻省委省府关于纠正中小学校混乱现象的指示。我提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反复向全校师生宣传，并且落实各项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在县委县府的支持下，坚决大量削减社会活动和会议，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一方面要求老师首先搞好课堂教学，执行教学常规，上好每一堂课，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我深知提高教学质量一定要有一支水平高而又积极实干的教师队伍。当时的永中，经前任校长特别是胡史樵校长的努力，已有一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如：教务主任、化学教师郑佩诏，语文教师罗选才，物理教师赵锡麟，数学教师张元培，被誉为“全能教师”的卢郁蕴（他后来主要教语文，80年代末被评为特级教师）等等，一些青年教师也日趋成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这支队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此前永中没有党员专职校长，许多人对我未免敬而畏之，我便主动和大家交朋友，推心置腹，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尽量为他们创设一个施展才华的良好的“小环境”。结果，大家和我融洽无间，齐心协力，积极为提高教学质量作贡献，一时“政通人和”，我工作起来也很愉快。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还致力于改善教学条件，首先是扩建校舍。那时永中还局处“考棚”一隅，远不能满足眼前和将来发展的需要。当扩建之议提出的时候，教育厅副厅长、永定城关人郑书祥同志建议将学校迁往古镇坪去，县领导也有不少人同意，还答应建校完全由县府负责，待新校舍落成学校搬迁后，原在考棚的永中校舍则移交县府使用。我考虑到这所永定最高学府远离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将给它的发展带来许多制约和不便，就力持异议，主张就近利用北门山麓的一片荒坡和部分民房来扩建。几经论证，得到了县委县府的支持，又历经了许多艰难曲折，终于征用了秋云楼及其邻近荒地，修建了五座教室和几落教师宿舍，奠定了今天永定一中生活区（考棚原址）、教学区（新校址）两大片的格局。

由于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和教学条件的改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日益发挥出业，教学质量迅速显著提高。即以高考升学率而言，逐年都在增长，1955年、1957年尤其突出，1957年录入大学本科院校的高达75%（对此，胡史樵副校长作了很大贡献，详见下文），其中不少同学录入重点大学。当年福建中学根据高考成绩等状况分为三类：首批重点（即所谓“小宝塔”）、重点（“大宝塔”）和一般中学。福州一中、龙岩一中等16间中学为“小宝塔”；“大宝塔”有40多间，永定中学由于高考成绩进步显著而得与本地区的上杭一中、长汀一中同登“大宝塔”，并且经省府教育厅批准改名为“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1956年暑假，我接到通知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同行的有地区教育局长何志一、龙岩师范校长钟子平、上杭一中校长郭干、漳平一中校长黄柄超、长汀一中校长郭曼华等人。在我学习期间，长汀一中校长胡史樵调来永定一中任副校长，代我主持校务。他是建国后永中首任专职校长，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抓教学尤其得心应手。正如上文所说，1957年高考升学率跃登高峰，他的努力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学员主要是全国部分地区教育局长和部分完全中学的校长。修习课程有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还有不定期的专题讲座。教师是苏联专家。著名的教育家凯洛夫教授还来学院作过讲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讲演过。尤其荣幸的，1957年7月，全体学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大家终生最珍贵的记忆。

学程分两个学期，下学期有一个月的实习期。实习地点或在京津，或在宁沪杭，或在东北。我分配在天津市第七中学，即原南开中学。实习内容为听课评课、当班主任。

1957年暑假我结业回到永定一中校长任，除胡史樵外，还增派来另一名副校长黄炳超。但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为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完全中学的校长均派处县级干部担任。这时下洋的侨育中学增设了高中，成为完全中学，省上原派一个处长去任校长，他因故未能成行，县委就调我去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我于是离开了永定一中。这一去，就是一十八年。

十八年后，即1975年，我又奉调第二度进入永定一中，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从此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

那十八年，我在侨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冲击，而后在1972年得到“解放”调往陈东中学任支部书记兼校长。在那儿又度过了三个春秋，才又调回一中。到一中的第一天，原革委会主任张唐彬已先期离开学校半个月，不但没人来跟我办移接手续，而且连个介绍情况的人都没有。教育科长闻讯，连忙带了主办科员携款三千元赶来看我以示抚慰。这时校财政已无分文，三千元就成了我的“落脚本”。

一中是“文革”的重灾户。原来的教师队伍已被砸散，开除的开除，调走的调走，七零八落。学生不读书，打架、砸东西倒蛮有兴致，而且很能创造一些叫人目瞪口呆的“奇观”。比方，砸宿舍里的床板，砸了不算，还要从窗口摔到龙岗巷去，吓得行人魂飞魄散。偶有一个学生看书，大家立刻惊呼怪叫：“有人读书了！”我二进一中，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怎么办呢？当时还在“文革”期中，收拾这烂摊子谈何容易。但我一向认为学校终归是学校，总得以教学为中心。而搞好教学，一要有好的教师，二要有好学的学生。我就依自己一贯的做法，先把教师队伍一步步重建起来再说吧。我依靠仅存硕果郑佩诏、王觉、卢郁蕴等老师，加上从侨中调上来的老同事、优秀中年教师范京增、江师曾等人，逐渐凝聚了一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又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形成教师队伍的初步基础。待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更抓住时机，广泛网罗人才，不仅从乡下学校请调了一些优秀教师，还向社会上去寻求。遭受了“文革”十年的大破坏，我深深体会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珍贵。所以只要发现一个真正有用之才，一定千方百计罗致，并为他发挥才干创造条件。例如厦门大学中文系五十年代高材生、毕业后工作不久即被错误处理回家的张弘昌，福州大学毕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堂堡农村劳动的优秀数学教师刘伟森等，我都把他们请来任教，并为他们与有关单位联系，平反错案，落实政策，他们都成为一中教学、教研骨干。这样经过几年的罗致、优选，到80年代初，一支质量较高基本稳定的教师队伍终于形成。为了使这支队伍长盛不衰，我又和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起，十分注意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老带新”。我们年年都向青年教师宣传介绍上述老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严于自律，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献身工作的可贵品德，以及较高的专业造诣、巧妙的教学艺术，鼓励青年教师虚心地、努力地向老教师学习，同时，我们要求老教师负担培育新秀的任务，与青年教师在进修上、教学上结成忘年交，把全体老教师的优良作风，把自己专业上的“绝招”，传给青年教师。这样持以之恒，不但加速了青年教师的成长，而且养成和壮盛了勤奋、谨严、务实和团结协作的良好教风。在这样的教风的薰陶下，教师中出现了“三多”（埋头苦干的人多、事业心责任感强的人多、争取进步的人多），而且那“多”越来越多；同时出现了“三少”（随便请假缺课的人少、不安于位抱临时观点的人少、吃吃喝喝打扑克的人少），而那“少”则越来越少，几近于无。

上文说过，搞好教学，一要有好的老师，二要有好学的学生。怎样造就好学的学生呢？这要感谢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高考和中考。1977年恢复高考，一中只有一人上线，这个消息给全校学生极大的震动，刺激起他们读书上进的迫切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一中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县农村劳动人民家庭，具有勤劳刻苦的素质，现在有了读书上进的要求，只要因势利导，点燃他们这些“闪光点”，把他们全都吸引到勤奋学习上来，蔚成风气，运用集体力量和习惯力量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遭到“文革”破坏的教学秩序必能迅速恢复正常并持续稳定；而“勤能补拙”，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基于这个认识，我在当年就向全体学生提出“八字要求”；“勤学好问，尊师守纪”，大树勤奋学习之风。学生“勤学好问”必然促进教师的勤教，提高教学效益的问题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我就又根据教学规律和一中教学实际，及时提出“十六字教学原则”：“面向全体，立足平时，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在师生中大力培养勤、严、实的作风，使之成为一中的校风。为此，我带领领导班子，深入教师和班级之中，调查研究，狠抓了几项措施。最主要的，一个是抓典型，一个是抓全体。

“榜样的力量无穷”，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对形成和壮盛一中良好校风的确起了巨大作用。下面略举几个例子。我们在学生中树的第一个典型是蓝永生。他高中入学时数学摸底测验仅得2分，经一年勤学苦练，猛增到95分。我一得知这件事，立刻撰写《从2分到95分》一文，刊登在学校大门口的黑板报上，报道并评论他勤奋成功的经过和经验，又组织各班就此事进行讨论，结果反响十分强烈，特别是当时占大面积的后进生，都说：“蓝永生通过勤奋可以从2分跃进到95分，我们为什么不能呢？”第一个勤奋学习的热潮就这样掀起来了。79年蓝永生报考中专，又以总分305分、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省电子工业学校录取，我们就又在全校广为宣传，并重新印发《从2分到95分》那篇文章。从此，蓝永生的事迹传为佳话，影响深远，“勤奋是学习成功之本”的观念在学生中广泛地牢固树立。再如，80年高二(8)班女生在一次半期考试中，占了全班前10名中的7名。这优异成绩之来，在于有志气，尤其是勤奋刻苦坚忍不拔的学习精神，十分感人。我当即写了《活跃在学习战线上的半边天》，同样登在黑板报上，评价她们的事迹，同时约请第一名的王碧云同学也写了一篇文章，一起发表。王碧云在文章中说：“我就不承认女孩子智力比男孩子差，关键在于一个‘勤’字和‘钻’字。”两文一出，全校轰动，尤其大长了女生的志气，一扫她们积年来学习上的自卑感，对男生也是一个有力的挑战。“勤奋出才能”越发深入人心，成功的范例也越来越多。即以女生而论，1983年高考录取率达57%，大破以往历年纪录，其中6人总分500以上，升入重点大学；张文虹夺得全省数学单科状元，成为本校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清华园的女毕业生。此外，我们还宣传“手不离英语单词本”，79年高考地区理科英语第一名的李少锋，“家住电影院，除假日外从不看电影”的三好学生卢绍棠。前者升入东北工学院，后者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大。他们勤奋好学取得成功的事迹，同样为全校学生所津津乐道，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抓全体”，我们特别注意转化差生。从消极方面说，差生不转化，人数虽少，破坏能量却不小；从积极方面说，差生的进步，不仅对后进生，就是对中等生乃至优等生都会起促进作用。所以我甚至对老师提出过“偏爱差生”的口号。具体措施，除要求老师平时多多关心和辅导差生外，较重要的有大力宣扬差生转化典型和举办暑期差生补习班。后者始于1983年。这个空前创举，起初老师们都有顾虑，因为把同年段的各班“差生”集中起来补习，一怕“天下大乱”，不好管理，易出岔子；二怕“吃力不讨好”，得不到成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差生”最怕受人歧视，学校和老师关心他们，暑假为他们补习，他们都深受感动，秩序竟出人意料的好，学习也格外用功。1983年第一期“差生补习班”结业测试，各年段各科的及格率都在80%以上。开学后，补习生回到原班级，成绩均有所提高，各班的落后面都缩小了。自此每年暑假照例举办，主要补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为期四周。对贯彻“面向全体”方针，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在抓教学的同时，我同样十分注意抓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的教学条件的改善，以及一切后勤工作。例如建造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学生宿舍大楼和教学、实验大厦，办好教师和学生食堂，改善教师住房条件等。

经过以上所述的这种种努力，以勤奋务实为主调的优良校风（1985年末，这校风被概括为“勤严实勇”四字）在一中树立起来了，而且一天天壮盛，教学质量和其他工作的效益，随之日见提高。学校先后被县、地、省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单位，1985年被评为省教育先进单位。高考升学率逐年递增，1985年大专上线率达85.82%。历年还有不少学生在高考中名列地、省前茅。较著名的如1983年简洪梅、张文虹获全省理科数学第一名（得分119，差一分满分）；王高武获理科英语全省第一；1980年赖金昌获文科总分全省第三；1985年杨桂兰获英专总分全省第三。而升入大学深造的，大都表现良好，不少成为三好生或优秀生，有些被选拔为留学生。开辟第二课堂方面也初显成效，“文学爱好者协会”1985年4月荣获共青团中央授予的“活跃的中学生先进小组”称号。参加省、地、县举办的各科竞赛也屡有获奖。在创造以上成绩的过程中，许多教师也因表现突出而获得各种表彰和奖励。1983年，我本人被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名字和事迹被载于中国教育学会主编的《全国优秀教师名录》。

回顾我在永定一中先后共十六年的两度耕耘，能够得到以上差堪自慰的收获，除了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培养这一主要因素外，共事的老师以及同学们的努力实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我结束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11月）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