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诚”与“永高”

忆“大诚”与“永高”

晓风

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回忆民国三十四、五年（1945、1946）在今永定一中的前身——福建省立永定高中读书时，我和我的同窗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弹指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健在的均已鬓发斑白，年届古稀。但当年的许多人和事，特别是前人办学的艰辛，老师们勤苦教学的身影，莘莘学子在简陋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求取新知，反抗黑暗追求光明，以及争先为建设校园出力流汗的可贵精神，仍历历在目。兹值永定一中80周年校庆，情不能已，禁不住从这些记忆中拣几件印象较深的，写成文字，聊表一个普通老校友对母校的拳拳敬意。

我想从省立永定高中的创建说起。

永定人素来有好学传统。建县以后，经过不很长的时间，这个山区僻县，就“人文鹊起”，“甲第巍科为数郡冠”。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初小、高小随之陆续设立，遍及各乡。民国初年，更有师范、中学的创建。1937年抗战爆发，邑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培养更多英才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尽管地方经济困难，环境艰苦，却在数年间就先后复办了县立初中，新办了私立的侨育初中、太平初中和南强初中。到了1943年，初中毕业生越来越多，为他们深造方便着想，便产生了在本县办高中的迫切要求。那时整个闽西，只长汀、上杭、龙岩有高中，招生名额有限。交通又十分不便，即使录取了，负笈远地，也苦于跋涉，何况其他困难还不少，特别是由于经济负担增重，使好多学子望而却步。于是，邑中热心人士，屡屡向省政府申请建立高中，公立不行，私立也可。但均未获批准。

碰了几次壁，大家知道直来直去是行不通的，终于商量出一个点子，向永定凤城人、担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书记长的赖文清建议，把他前几年在香港办的“私立大诚高中”迁回永定。此时香港早已陷于日军之手，所谓“迁回”，只不过搬来一块招牌。但有了这块牌子，就绕过了向省教育厅“立案”的种种麻烦，可以立即堂而皇之地在永定办个私立高中了。而就在这之前不久，赖文清的一个儿子在赴广东大埔就读高中途中，不幸染上霍乱猝然夭亡。赖文清悲痛之余正为永定没有高中深感遗憾，接到上述建议，触动他的心事，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便与教育厅联系，取得同意，于1944年春天在永定恢复私立大诚高中，并担任名誉校长；校长则聘永定县立初中校长郑超祥兼任。随即借用凤城北门郑家祠为临时校舍，招生开学。第一届招一个班约30人，教师多由永定县立初中的兼任，如化学老师郑佩诏、数学老师廖锦昌等。一切因陋就简，新制的校具恐怕就只有二十副课桌椅和一块黑板了。一学期过去，到秋季又招了一个班，约50人。课桌椅借自县立初中，但教师增聘了赖霞洲（前清秀才，教国文）、卢垣喜（坎市浮山人，教英语）等人。

这个时期，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交纳的学杂费，自然是很拮据的。兼职教师全部不拿兼职薪金，可教学都十分认真。他们培养青年的奉献精神，实在令人钦敬。

有了大诚高中，邑中人士进一步积极申请创办公立高中。大家觑准这事成功率极大。因为已经用事实向教育厅证明了永定有办高中的必要和能力；而有现成高中可资利用，教育厅无需付出多少创办费，却可增添一项显著政绩，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加之此时恰逢永定莲塘人张开琏出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是个实权人物，由他出面，不用说顺当得多。果然，经过张开琏和邑中人士的一番努力，1945年春，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了建立“省立永定高级中学”的决议，教育厅随即任命原省立龙岩师范校长、永定湖雷人熊耀球（字琅青）为校长，负责开办，并同意私立大诚高中归入省立永定高中。

还在积极申请建立省立永高之时，邑中人士已在酝酿建造校舍。张开琏等认为，这全县唯一的高中，应方便全县子弟入学，以建于全县中心地域为宜。湖雷地处永定中心，当时又是全县商业重镇之一，永定河上的一个重要码头，交通比较便利，便一致议定校址择在湖雷车前岗。1945年春省立永定高中成立，县参议会即提请省政府批准，由永定田粮处就近从湖雷石坑仓库陆续拨出一批公粮充建筑经费，动工兴建校舍。同时，将大诚高中两个班的学生接到湖雷，先租用罗陂“怀德楼”开学。到秋季，省立永高招第一届新生60人入学，全校搬到车前岗村，仍租用民房做临时校舍。1946年秋，车前岗新校舍落成，省立永高从此有了自己的校园。

永高从成立到1949年春与县立初中合并为省立永定中学，先后招了四届新生——1945，1946、1947、1948各一届，都是秋季班；加上大诚高中的两届，统共六届。其中47年春、夏各毕业一届，48年毕业一届。由于中途辍学、转学等原因，毕业生共约70人。他们的大多数，以后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担任科局级以上干部或评上中、高级职称的甚多。还有的到台湾、美国，也各有可观建树。1984下半年起担任永定一中党委书记直到1988年离休，对一中的近期发展作出可贵贡献的张林山（张香贵）同学，也是这批毕业生中的一位。

永高成立，在湖雷上课后，建立了自己的教师队伍，不再像“大诚”时期主要依靠兼职教师。笔者现在还记得的教师有：教务主任卢衍雄（郁蕴）、英语教师卢垣喜、徐演球，国文教师陈吉廷、刘永康、张侠怀，数学教师欧阳豪，英语兼音乐教师卢达周，音乐教师卢禹昌（雨苍），体育教师李国光等。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教育经费支绌，为紧缩开支，也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学生，防范学生运动，教育厅决定省立永高与县立初中合并，建立“福建省立永定中学”。合并后以原县立初中的校舍为校舍，原永高的校园则交给湖雷新成立的私立丰田中学使用。同时合并到省立永定中学的，还有县立师范和县立初级农校。

永高在湖雷三年，尽管办学条件简陋，但老师同学教学都很努力。而且，并不全都在“死读书”。人民革命大风暴的影响，越过崇山峻岭、深沟大壑，也悄悄地进入了这座处于山麓一隅的校园。进步教师卢禹昌、卢达周等，在与一些同学的亲密接触中，谈论人生、分析时事，传播着革命思想。来自中共地下组织秘密领导的下洋侨育初中的同学，从母校带来进步的、革命的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出版社的中文《政治经济学教程》，解放区作家赵树理、诗人艾青的作品等等，在部分同学中传阅。于是学生自治会出版的墙报上，出现了《多读课外书，不要死读书》这一类鼓励同学追求革命新知，关心人民解放斗争的文章。不巧这时永定县长赖作梁来校“视察”，发现了卢禹昌老师——原来卢老师此前在广东大埔中学搞学生运动，是曾被当局立案追捕的“在逃共产党”。赖作梁当即秘密部署逮捕他。湖雷镇长张绶培得知这个消息后，却走漏给他弟弟张绥培。绥培早在侨育初中时就已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下急忙通知卢老师离开。卢老师得免于难，辗转潜至贵州省贵定县，接替他老父经营烟草生意，荫蔽起来；建国后在广州文化部门工作。这个事件震惊了学校当局，加强了对师生思想行为的防范，墙报上的那些文章便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负责编辑的王才和同学（解放后先后任抚市区副区长、武平中学校长）和笔者，被叫去训斥了一番，说是“思想有问题”，还要予以开除。幸得卢达周老师从中尽力旋，才保住了学籍。

革命思想和进步书刊的影响，社会黑暗现实的刺激，激发起了永高同学的反抗精神。一次，县上一个国民党党棍赖××带了一批人，气势汹汹地闯入学校查抄“共产党传单”，还以抓人相威胁。全校学生大愤，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停课抗议，并到湖雷街游行，还广发“快邮代电”，呼吁社会各界协助制止对学生的迫害。一时舆论沸腾，纷纷谴责，赖××不得不收回了魔爪。1948年，为庆祝校庆，学校食堂宰杀了几头肉猪供师生加餐。按当时税例，学校等单位自养自宰自食的猪，是免税的，湖雷稽征所的稽征员卢某强令学校缴纳屠宰税。同学们不服，齐赴湖雷镇公所和稽征所据理力争。结果，镇长张绶培不得不陪同稽征员来到永高，按本地习俗在校园里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以示赔礼道歉。此举大挫了搜刮民财、作威作福的稽征所的嚣张气焰，镇民同声称赞永高学生干得好。

永高学生多来自农村，加之进步教师的教育，大多崇尚勤俭，热爱劳动。他们曾在教师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拿起锄头土箕开辟运动场，修建厕所，绿化美化校园。现在湖雷中学（丰田中学为其前身）老校舍的运动场，就滴过他们的许多汗水呢。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11月）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