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学习生活回忆

母校学习生活回忆

●赖铭传

设在县城的永定一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当时大约有学生近千人。我所在的一年级有六个班，我被编在第四班。每个班约40人，绝大部分是男生，说明当时上高中的女孩子很少。

学校离我家约110里，政府对高中学生很照顾，规定凡考上永定一中的远地学生都可将户口迁到县城，供应商品粮，而且考虑到了身体的发育需要，每月供应32斤，比一般的居民多了8斤。由于路途遥远，又不必从家里取粮，所以要到放假才能回家。

学校虽然在县城，但除了有电灯外，条件并不比永定四中好多少。这里同样没有自来水，洗衣服要到一公里外的小河去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发动学生到二三十里外去扛毛竹接起来当水管，每天由校工踩龙骨车将小河水引至高处，再经水管流到各用水点。校舍也比较紧张。学校当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一赶二超”口号：一年内高中部赶上龙岩一中，初中部赶上永定四中；二年内分别超过上述两所学校。

高中的课程自然比初中难，我很清楚上高中意味着什么，因此学习比较认真，学业进展顺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接触了外语（俄语），学得很有兴趣，由于我的兴趣广泛，除正常学习外，还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学习绘画，素描有了一定基础，记得我画的一幅素描列宁肖像曾在学校画展中展出；参加电影院组织的影评，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我的文章出现在影评栏中；参加文娱小组，我创作的一个数来宝被选做1960年夏天学校到外地慰问厂矿的节目，我也参加了历时一个多星期的慰问团活动。

如果不是生活环境发生了剧变，一切都会正常发展下去。但是，情况不是这样。高中的后两年，成为我青少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

现在大约50岁以上并且来自农村的人都记得1960年前后的农村景象。正如许多正式材料所说，伴随着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全国刮起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为此办起了大食堂。我曾亲眼看到整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放开肚皮吃饭”的壮景。在农业受到很大冲击、粮食产量锐减的情况下，这样做无疑蕴藏着很大的危机。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不仅没有被刹住，反而更加猛烈地刮起来。当时甚至认为：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因此要求“把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不久，各地粮食告急，特别是生产粮食的农村出现了饥饿。

我最早觉察到农村出现饥荒是在1960年春节以后。我每次去粮店买米，都发现有农民在外面拦住学生低声说话，像是在做什么秘密的事。有一次，一个40岁左右的人也拦住了我。原来他想用高价买我的米。当时这是违法的套购行为，所以我立即拒绝了。但我后来发现，这些三三两两在粮店前等机会的农民大多朴实且脸黄饥瘦，不像粮食投机商。看来他们确实遇到了饥荒。

没过多久，同班几个未将户口迁来的同学吃不饱，上课无法支持，成天在宿舍躺着。其他班级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同学大都来自福建省第一任省长、时任总检察长的张鼎承的故乡金砂。那里距县城20多里，学生户口都没有迁来。于是，学校号召户口在校者向他们伸出援手，我们这些“幸运者”每个月都捐献几斤大米支援他们。

又过了一两个月，在农村当干部的哥哥来县城参加三级扩大干部会。他告诉我，家乡也出现了普遍的粮荒，社员每天只有半斤米，村里已饿死好几个人，其中有我很熟悉的邻居。现在我们家里同样很成问题。我立即想起母亲、妹妹和不满三岁的侄儿，就从自己粮中拿出20多斤让哥哥带回去。

但是饥饿很快找到我了。就在放假前，学校通知，为了减少非农业人口，上级决定所有在农村的学生都在把户口迁回家中。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决定对我们的影响。待回到家乡一看，才知道问题严重。

饥饿已经使人们变了形。特别是原来饭量大的青壮年，眼睛深陷，鼻孔外露，几乎认不出来。由于他们还要干活，所以以后被称为“非正常死亡”的大多是这些人。我惊问为何会这样。家里人和邻居说，你到食堂去看就知道了。

食堂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办得更大，但它只是为200多人统一蒸饭的大厨房。每到吃饭时间，几十个家庭各去一人领按定量蒸好的一钵钵饭，回家各自处理。大家告诉我，开春以来，一直实行的口粮标准是：劳动力一开8小两米（十六两制，当时称为“小两”，下同），半劳动力和无劳动力（老人和孩子）6小两米。政府号召实行“瓜菜代”，但是瓜菜是有生长期的，“代”一次后要几天十几天才能长出来，况且分给各家的菜地很少，于是只好找别的东西充饥。很多人因此得了水肿。

放暑假时正在收割早稻，造成“非正常死亡”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定量并没增加多少，因为要完成高征购任务，保证城市粮食供应。但毕竟度过了生死关。当时学生被列为“半劳力”，所以我和老人、小孩同一个标准，每餐二三小两米。吃饭谈不上菜，偶尔摘下青菜也都是同领回的饭和锅煮成粥。我至今记得无菜吃米饭时嘴里甜丝丝的。

开学后，我也按“半劳力”定量安排自己和三餐了。起初十几天由于带了点钱，可以到街上买点青菜进行“瓜菜代”，尚能勉强坚持。钱一花完，就撑不住了。每次刚吃完饭就开始饿，根本无法听课。这样，很多同学就在宿舍躺着，我有时也加入这个队伍。后来，很多同学干脆跑回家，我也曾这样做，因为家里的“瓜菜代”条件再差也比在学校好。特别是我大姐的家条件稍好，经常支援我们一点大米、地瓜和晒干的芋茎，这是最宝贵的支持。

1961年春节过后，学生大量自动退学，一方面是难以坚持，另一方面是看不到读下去有什么前途。我决定坚持下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又谈何容易！所以回家的次数更多了。当时学校对学生缺课采取宽容态度，只要学生不退学，十天半月不在也不过问。当然，学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每次回家都是步行，因为当时汽车也奇缺，客车极少，我不可能买到车票。通常是先用一天跋涉八九十里，到高山上的大姐家住几天，再步行半天回家。在家往往一住就是半个月以上。回校时又先到大姐家住一两天。大姐给一些杂粮，在代销处工作的姐夫总会给我几条咸鱼，这是那时最奢侈的食品了。在家期间，常常和母亲一起去山上采摘野果——在炎热的夏天，家乡山上有两种取之不尽的黑色果子，一种像黄豆大，酸甜酸甜的；一种比荔枝核小，很甜。我至今不知它们的学名是什么。一摘就是一篮子，家里人吃够后还让妹妹拿去卖点钱给我。

我不想谈更多令人伤感的具体细节。总之，1960年下半年起整整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而且我还差一点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大约是在1961年的5月或6月份，我在家生了病，一个多月后才回学校，去见班主任罗老师。他略显惊讶地说：“你不是要退学吗？学校正准备给你除名呢。”我赶紧否认，并保证以后不再在学习期间回家。

由于情况特殊，再加上学生已“出走”近半，这一年没有进行考试，留下的学生自动升入高一年级。

即将放假时，负责全校文娱活动的郑元亨老师要我参加“五夏”宣传队，随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到全县最偏僻、最艰苦的合溪公社宣传党的新政策。当时农村已进行整风整社。正在大张旗鼓地贯彻中央制定的《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于县文工团已解散，县里要求永定一中组织一个宣传队随行。他希望我能像头一年慰问厂矿那样编写一些节目。宣传队共有10多人，即将升入高三的只有我和参加过全国职工文艺会演的Y（现任某省副省长），其余都是高一有文艺骨干。我的主要职责是将党的有关政策编成山歌歌词和其他节目，其中包括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允许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内容。我们随县委书记姜秉权翻山越岭，走遍了各个大队。每到一地，县委书记先讲话，然后我们表演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由一个声音清脆的女同学（记得她叫王荣才）演唱的山歌，因为客家人爱听爱唱，歌词都是他们关心的内容。

在合溪公社活动大约两个星期后，宣传队解散，各自回家。

新学年开始后，学生减少很多，不得不重新编班。我们高三由原来的六个班整编成三个（或四个）班，我和Y（编者注：指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游宁丰）编在第一班，由于经常在一起编演节目，我们成了好朋友。进入高三后，我还编过配合形势教育的数来宝、相声、演唱，由我们搭档表演。多年后，我们重新相见，谈起此经历还觉得有趣。

开学后不久，当时的总检察长张鼎承在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将军陪同下回永定视察。他们对当年养育过自己的红土地出现如此情况感到愤慨，要求继续整顿。张检察长在给我们作报告时，要求进一步揭发负有责任的干部的问题（他称他们是败江山的阿斗），并表示要对青年学生给予照顾。确实，学生们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第二个月就迁回了县城，但大概只过了两个月，又被迁回农村。看来减少城镇人口是中央的决策，不是个别人决定的，因而也不是个别人能改变的。后来知道，就在是年6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至少减少1000万。农村来的中学生，自然在压缩之列。幸好由于党中央自1960年下半年起，相继制定了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文件和《十二条》、《六十条》，又进行了整风整社，农村的情况已有所好转。哥哥那时也调到一个粮食情况较好的生产大队工作，在粮食上全力支持我，这就为继续学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由于在关键的二年级学生普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绝大部分人的学习没有正常进行，所学知识很不连贯，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将严重影响升学率。所以上高三时，学校就决定将现有学生分成理工、文科、医农三个班。此举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样大家就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科，有重点地进行补习和准备高考。

当时我的情况是文科各门较强，数学在班里也算名列前茅，但物理、化学不容乐观，所以我确定选择文科。我的朋友Y则选择了理工科。

文科班的班主任最初是王炳辉老师，不久就由范德华接任。范老师身材较高，一表非俗，用现在的话说是长得很帅。他是教历史的，但语文水平也挺高，还写了一手好字，此外乒乓球也打得不错。他历史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特别是能在历史这个汪洋大海中，为学生找到一个个“登陆点”，让大家能够掌握要领，有重点地学习和迎接高考。他办事豁达，为人热情，尤其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对我非常器重，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和他有联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听说他也受到批判，我怕他一时想不开，特别怕我初一班主任的惨剧重演，曾在夜间“突破封锁线”去拜访他，并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后来我远去东北，很久没再联系。直到20多年后才又见面，这是后话了。当时为了考上大学，我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不仅把政治、历史、俄语背得很熟，而且做了很多模拟作文：写人的、写事的、说理的，一篇又一篇，其中有多篇被当作高中和初中毕业班的范文。教语文的是林清兴老师，他当时的妻子是一个越剧演员，据说还是团长，令我们这些崇拜演员的人很羡慕。林老师语文教得好，对作文的指导很得法。他很欣赏我的文章，但有一次却给我严厉的批评。记得那是我尝试以抒情散文的手法写法他的命题。他很不满意。在评语中说，要你写什么什么，你却去怎么怎么，这样下去，“可能要名落孙山哩！”范老师完全支持他对我的批评，要我引起足够重视。显然，当时他们可能过高估计了我的实力，盼望我“为学校争光”。

高考那天，县里派了警察在考场站岗和巡逻，使考试增添了许多肃穆和神秘气氛。现在还记得的是作文题目为《说不怕鬼》和《雨后》任选其一。历史有出偏题之嫌，幸好复习较全面，都答上了。总的说来，认为自己考得不错。母亲关切地问我时，我说录取没问题，就是不知会上哪个学校。

然后就等待发榜。当时生产队实际上已分田到户，正值晚稻生长季节，家乡遇到了天旱，分水灌溉成了么一件大事。我承担了家里的这项大事，白天同远近邻居协商分配份额，引水灌溉，晚上同邻居睡在到处是坟墓的旷野，提防有人偷水，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仿佛没有想高考的事，内心却在着急。离校前已同班主任范老师说好，一有消息就立即给我来电报。难道……我不敢想下去。

有一天，我正在田里看水，电报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见上面只有没标点的五个字：“考取速来校”。无法形容当时我和全家的兴奋。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村，有些人联想我从小丧父、上学的艰辛，发自内心地对我说：“这回总算是熬出头了。”

兴奋过后开始琢磨电文：老师为什么不多写几个字说明我考上哪个学校呢？是不是考得不好不说？看来不是简单的疏忽。于是第二天就赶到学校，一问，果然不理想，考上了南平师范学院，而且专业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俄语！

南平师范学院是1958年新建的院校，起初是师范专科学校，刚升格为学院。我在几个志愿根本没有填它，更没有填俄语专业。我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考前我被列为文科第一号“种子”，但考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也许我的志愿没填好，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填志愿时考虑不周，前几个志愿都是重点大学新闻系、历史系，档次没有错开，每个志愿都挨不上，最后给我分配了一个学校和专业。

不管怎样说，有两个原因是大家公认的。一是1962年招生名额大量减少，据说还向城市倾斜。二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因素，我们的知识水平比不上城市的学校。这年我校一百多名考生只考上7人，全县二百多考生总共被录取8人，有人戏称为“八大金刚”。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三点几。（后来知道，有的县更差，竟没有一人考上大学。）而城市有些中学的录取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我向范老师表示不想去上这个学校，准备来年再考。他坚决反对，说：“你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全县220多个考生就你们8个考上，多么不容易呀！至于哪个学校，不要想得太多，一个人的前途要取决于自己。”他还告诉我，游校长对我是否录取十分关心，这些天一直等我的消息，那天他一接到录取通知书，就立即到门外喊：“赖铭传考上了！赖铭传考上了！”这使我十分感动。因为游校长是位当过副县长和县委宣传部长的老革命，我心目中的大人物。

我的朋友Y也在“八大金刚”之列。他作为理工科的“第一号种子”，对考上南京林学院也很不满意。他表示接受现实，并向我透露，范老师给我发的电报是有意不讲明学校的，他说我对录取的期望值高，如在电报中说考上哪个学校，恐怕我不会来。

     校领导和班主任的关怀和用心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也觉得班主任讲得很有道理。既然“命运”给我安排了南平师范学院，那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种选择为我以后走进军旅生活提供了前提。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历程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尽管我们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对考上的学校不大满意，县委却很看重，有关领导特地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在不同的学习岗位上取得好成绩，为全县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