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赖干坚

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赖干坚
朗冰
 
一心一意想当作家
赖干坚于1937年农历八月初二出生在永定县城关。小时候，他的家境还过得去，家里有一些藏书。念小学的时候，比他大几岁，正在上高中的二叔涉猎了不少文学作品，不时给报纸副刊投稿，还把已发表的作品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有一次，他趁二叔不在的时候翻看了发表的几篇作品，觉得二叔真了不起，希望将来自己写的作品也能印成铅字发表。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堂哥，喜欢读旧小说，常常眉飞色舞地向他讲述从旧小说读来的故事，还向他炫耀自己写的小说之类的东西。在二叔和堂哥的影响下，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一有空就把家里的藏书找出来读。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悲情小说，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官场现形记》、《目睹二十年中国之怪现状》，等等。他也常去新华书店看书，巴金的《家》就是他坐在书架旁边的地板上读完的。
他在永定一中求学时期，贪婪地读着图书馆里珍藏的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不用说已经读过，连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小说他也娴熟于心；郭老那雄健而富于激情的文风深深吸引着他。曹禺的戏剧也使他入迷。他手抄了曹禺的代表作《日出》的精彩部分，反复诵读，以致能背出来。他认为，曹禺的戏剧语言，就像老舍小说的语言一样，是当代最纯正的汉语。他喜爱的中外作家可以背出一大串来。他上高二时，学校正在北门山下的大操场开运动会，他却捧着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独自躲在山上读起来。书中包含诗情画意的情景，使他如醉如痴，以致忘了去参加比赛项目，结果挨了班主任的一顿批评。可见早在中学时代，热爱文学已成为他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从初中开始，他的作文常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在学校举行的写作竞赛中，他的作文常获奖。这不仅鼓励了他的上进心，而且使他心中的文学情结变得更加牢固。
长辈们却不了解他和文学已结下不解之缘，不知道他的梦想是将来当文学家。他们多半从功利出发替他设计将来该学的专业。临近高中毕业时，他的舅父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报考理工科，甚至游说他父亲，要求向他施压。不料他父亲在这类事情上颇有点民主作风，表示他要报考什么专业，让他自己决定。当时他满心认为中文系是培养文学家的摇篮，厦门在他的想象中又很有魅力，报考的第一志愿自然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了。
1955年秋天，他如愿考上厦大中文系。在迎新晚会上，系主任郑朝宗教授郑重其事地告诫同学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它要培养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家。当然，你要是有天分，想当作家，我们不会阻拦你。”这话虽然说得在理，但是无异于往他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他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写作的天分，不过他相信，勤能补拙。于是，他在课余时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并且经常练习写点东西。使他大受鼓舞的是，他入学后第二学期，中文系学生举行创作竞赛，他的一篇题为《教师的心》的短篇小说竟得了一等奖。他想，自己能胜过师兄师姐们，该不笨吧。受到这次创作竞赛的鼓励，他在二年级时，便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创作兴趣小组，取名“波艇”创作社，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发行的铅印文学刊物《波艇》。那时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政治、文化氛围相对说来比较宽松和谐，从学校到系的各级领导都鼓励学生组织课余兴趣小组，在经费上有少许资助。“波艇”两字是鲁迅先生当年给青年学生创办的刊物题写的，他们沿用这个刊名，就是表示要继承鲁迅遗志，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尽绵薄之力的意思。
这个刊物实际上成为中文系学生的文艺园地，投稿者不限于本创作社的成员。来稿形式不拘，只要思想情感健康，达到一定艺术水准，就采用。他负责组稿、审稿、联系印刷，至于排版、发行、校对等工作由其他编委负责。刊物出到“反右”前自然停刊，因为那时学校已不给经费了。他自己大概每期都发一篇小说或随笔。办这个刊物，对他来说，不啻是专业实习，在各方面都经受了锻炼，受益匪浅。他期盼毕业后能到文艺刊物去当编辑，以便日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他们临近毕业分配时，省文艺刊物的负责人曾指名要他，但不知什么缘故，到了公布分配名单时，他却是留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师。
事与愿违
他从小就想当作家，不料大学毕业后，却当了教师。在旁人看来，这是组织对他的器重，他却一肚子委屈。不过，在这节骨眼上，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那个年代主流价值观所要求的。
他终于安下心来，走上教学研究岗位。他要求系领导让他搞文艺理论，可是领导上接受了一位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党员调干生，而安排他搞外国文学。起初他心里很高兴，觉得搞外国文学（他心中想当然的是欧美文学）也不错。虽然在大学学习时，因为缺少教师（中文系唯一的欧美文学教师、原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在57年当了右派，不仅被撤掉行政职务，而且连书也不让教了），没开设“欧美文学史”课，但他读过许多欧洲作家，特别是俄苏作家的作品，而且他上大学时，俄苏文学课的教学分量很重，因而对俄苏文学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若是让他搞欧美文学，自然觉得比较能胜任。但是，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系领导却安排他教东方文学；不过，答应将来送他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去进修一年。他问自己：为什么事事都违背自己的愿望，命运总是和他作对？尽管他一肚子委屈，但从不敢表露出来。即使工作安排不大顺心，他也保持很强的上进心，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他认为，在著名大学里当一名外国文学教师，外语一定要过关，至少能顺利阅读一种外文的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他宁愿推迟几年开课，推迟几年提升职称，也要攻一门外语。他当时略懂英语和俄语，决定先把英语攻下来，俄语以后再说。
他订了一个周密的进修计划。进修时间大半用来读英语。起先，他主要读英语简易读物，同时适当看一点“英语语法入门”之类的书。在专业方面，他几乎从零开始。他先前对东方文学不太感兴趣，读过的作品极少，因此，决定从阅读文学名著入手，先以印度、日本、朝鲜这三国的著名作家为重点。那时举国上下正处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人人都力争上游创先进，他也自然不甘落后，在短时间内一连写了几篇评论朝鲜文学名著的文章，虽然没投到报刊去发表，但博得同教研室老师的好评。他很勤奋，并且严格执行进修计划，因此，进步很快。不到一年，他的英语已超过中学水平，对亚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也已略有所知。正当他稳步前进时，1960年5月，学校把他和另两位老师下放到校办养猪场劳动。“五四”青年节过后，他就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养猪场。
他的工种是搞运输。每天和运输组的其他几个人（一辆大板车一般配备四个人）拉着装有长方形大木箱的大板车到火车站附近的厦门酒厂去拉酒糟。一天两趟，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因为他们搬运的是精饲料，是场里上百头猪赖以生存、长膘的主要饲料。他们一天来回得走二、三十华里路，碰到上坡时（那时从湖区里山炮台到火车站一带，有几段路很陡），不管是拉车的，还是推车的，都很吃力。可想而知，劳动量有多大。他们每星期休息一天，那时粮食配给逐渐呈现紧张态势，他刚下放时，每月口粮38斤，不久降为35斤，后来降到30斤、28斤。每个月只配给几两油，半斤肉。饭菜质量很差。他的饭量本来就大，干重劳动活后，入不敷出，总觉得吃不饱，有时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他平生第一次尝到饥饿的滋味。
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坚持学习。逢到星期天，他用半天读英语，半天处理生活琐事。晚上，只要精神好，就读点短小的英语故事，或补习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因为他上大学三年级时，中文系搬到三明工地，时间将近八个月，名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际上从没上课，全部时间用在劳动和社会实践，因此许多本该上的课程被落下了）。
尽管他以最大毅力克服困难，但是时间久了，身体终究坚持不住。下放劳动后，他日渐消瘦，感到疲乏，终于患上浮肿病，不得不住院治疗。浮肿消退，体能恢复后，他重新投入劳动，不过现在改为校内运输，每天到校内各个食堂搬运洗米水和剩饭剩菜，劳动量相对轻一些。他在养猪场劳动了一年零两个月，直到1962年7月才返回教学岗位。那时已近期末，无事可做，他乐得休整一下。第二学期开学初，系主任林莺先生告诉他，经研究，决定让他教欧美文学，当郑朝宗教授的助教。这时他才知道，郑教授已经摘掉右派帽子，重返教学岗位。郑教授是个学贯中西，中英文均优的学者，他能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欧美文学教学研究，自然高兴。据说系领导还明确要求郑教授负责指导他的业务进修，所以开给他一长串欧美文学史的必读书目。郑教授指导他业务进修极其认真负责，还亲自教他英语，把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做精读作品来教。他日后之所以对狄更斯产生浓厚兴趣，以至把它当做研究重点，应该说和郑教授的引导有直接关系。
他在英语学习方面的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了上郑教授的课之外，他还到英语系去听几位教授的精读课、语音课、文选课和文学史课。他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英国著名小说。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学校举办的一次全校青年教师（不含英语系）英语考试中，他考了第一名。郑教授感到高兴自不必说，就连中文系领导也觉得脸上有光。
从1964年起，他开始讲授欧美文学史的一部分，讲课分量逐年增加。本准备在1966年秋季，开始独立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所以，他夜以继日地忙于备课，为自己能在30岁之前承担这门课的讲授感到高兴。可是正当他的备课工作接近尾声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六月中旬学校宣布停课，校党委书记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他的备课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他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搞多久，心想，也许充其量不过三五个月吧。谁知道愈演愈烈，竟绵延了十年之久，因此，当他重获机会登上教坛，完整讲授欧美文学史课时，他已从青年迈进中年。他想，历史真会捉弄人！回首往事，他发觉，他的前半生是从布满荆棘的崎岖坎坷小道上走过来的。他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竟没有摔倒，没有被荆棘所掩埋，反而穿越它，勇敢前进，这是值得庆幸的。
下放山村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学进行的所谓“斗批改”，实际上是“半批散”。许多教师都免不了被下放劳动的厄运，他便是其中一个。他下放的地点是永定县仙师公社大阜大队（下放日期是1970年1月）。那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感到迷惘、悲哀，又有几分新奇、兴奋。感到迷惘、悲哀的是当时有种种传闻，有一种说法是，下放干部从此永远落户下放地点，取消工资，拿工分。若是这样，且不说自己曾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专业荒废了可惜，以后又靠什么谋生？感到新奇、兴奋的是，以前不清楚家乡的山村是什么样子，现在总算身临其境了，说不定在这里可以获得写作的素材和灵感，从此在文学创作上闯出一条路来也未可知。他那时身体不太好，但他下定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上来个大的转变。他除了努力完成公社、大队布置的工作任务外，尽可能经常和社员一起劳动。大队干部看他没有一点“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在大队干部眼里，大学教师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待人接物诚恳谦和，就愿意和他谈知心话，并且尊重他，敬重他。社员群众见他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敢和他们一同到山间的水田里劳动，和他们有说有笑，也一下子和他缩短了距离。起初，群众尊称他“赖同志”，后来就干脆叫他“老赖”。群众处处关心他、体贴他。特别是他的房东一家，对他非常亲切热情。每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把房东家的庭院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还帮助挑水。他觉得，他和群众一同生活，就应该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替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群众以数倍的热情回报他。早上蒸了地瓜，老房东就把满满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地瓜端到屋里，叫他趁热吃了。吃饭时，他们总是把好吃的菜放在他面前。晚上，房东的儿子若是捉到田鸡，和米粉一起煮了，就非要他一同分享不可。他深深感到山区农民是那样质朴热情。但是，一些农民的贫穷窘迫状况叫他吃惊。有的家庭竟连买盐的钱都没有，生产队要宰牛，却交不起屠宰费。他感到迷惑，解放后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山区农民的生活还这么贫困？当时全国各地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他相信，要是有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落后的农村一定能改变面貌，富裕起来。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农村中存在激烈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只有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农民才会走社会主义正道；只有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才会热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这种思想出发，公社领导要求下放干部密切配合大队干部，打一场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突击点：严禁私自开荒，开荒地里种下的作物一律拔掉，一棵不留；自留地只许种菜，若种烤烟，一律拔掉，一棵不留。大队党支部书记表示要带头执行上级的指示，带领他先去拔自家开荒地、自留地里的烤烟。支书老婆朝支书又哭又骂，支书无奈地露出一脸苦笑。他瞧着感到心酸！
他在大队、生产队工作、生活、劳动了两年。扪心自问：他的确一个心扑在农村，时刻想着如何改变他蹲点的生产队的面貌，如何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可是历时两年，他下放的大队、生产队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为什么？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不得力，还是大队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他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离开这个山村时，他内心还感到困惑、迷惘。
1972年春节过后，他接到县革委会抽调他到下洋中学任教的通知。离开大队那天早晨，他去向老房东告别。房东眨巴着眼睛，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说：“赖同志，现下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你啰。”他心里一震：这话是表示歉意呢，还是责备他？两年前他刚在房东家住下时，东边厢房堆满了芋头和地瓜，还有满满两畚箕刚烤好的金黄色的烟叶，刚才房东竟说现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了。不管说这话的本意如何，房东的诉说就是对他的农村工作的一种评价。他说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话之后，不着边际地安慰房东：“大叔，不用愁，往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如果说下放大阜队的两年生活是艰苦的，那么，在下洋中学任教的两个多月也并不轻松。他除担任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之外，还当班主任。上课、改作文、下班辅导、巡视，有时还跟班劳动，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晚上，他和同室的老师（他中学的同窗，也是从下放劳动中抽调上来的）只得趁学生还在上自习课的时候，赶紧到河滨的天然温泉浴池去洗澡。周末，只有几位外地老师留在学校，不是欢度周末，而是埋头改作或备课。他们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伙食糟得很：通常每餐一缽干饭，一碗没多少油水的青菜，最多加几片薄薄的三层肉，每星期偶然加一两次餐。难怪他在这里教了两个多月书，体重竟减轻了七斤。不过，他和孩子们在一起，心情是愉快的。五月中旬，他接到调回厦大的通知，不过，直到离校前一天，他才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班会上向学生宣布这消息。听说他马上就要离开，许多同学都伏在桌上哭了。这情景让他十分感动，他万万没有料到，孩子们对他有这么深的感情，也不由得眼眶濡湿了。他强颜欢笑，用微颤的声音说：“同学们，别难过，会有更好的老师来接替我的工作的。你们要巩固开学以来的成绩，继续保持好的班风，今年一定要夺取五好班级的红旗！”这算是在他离别时对孩子们的嘱咐和期望吧。
重返教学科研岗位
五月下旬，他回到离别两年多的厦门大学。眼前的情况使他感到一时难以适应。这些称做工农兵学员的学生在政治上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老师在这些人眼里不过是正在继续改造的“臭老九”。虽然按照时兴的说法，师生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但是，在“左”的氛围消除之前，由于师生政治地位的悬殊，他们之间实在难以形成和谐融洽的关系。而所谓“教育革命”不外是假大空，反科学的一套货色。他回到系里以后，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化状态，一些打杂的、没人要干的工作便叫他去干。
据他观察，开设外国文学课还要过些时候，即使开设，也一定被纳入大批判的轨道。看来，眼下他能干的，或者说插得上手的恐怕只有写作课了。果然不出所料，不久系领导便通知他，“暂时到写作教研室帮帮忙”。
他到写作教研室报到后，便接受了一个任务：带领一批学员去写厦门码头工人家史。他们每天出去拜访老码头工人，请老码头工人谈谈家史。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月，搜集到许多生动的、感人的材料。学员程度参差不齐，他让好的和差的搭配，分成几个组，每个组负责写两至三篇。
学员在写码头工人家史的时候，他自己则根据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构思一篇生动、清新的短篇小说，取名《编外民兵》。小说写好以后，反复修改，简直是字斟句酌。他力求把它写得玲珑剔透，富于诗意。他自认为这是平生花了大力气写的最精致的一篇作品。他署上若虹笔名，把稿子投给《厦门文学》。不多久，小说在显要的位置上登出来了，它在厦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读者反映，难得看到构思这么巧妙、文笔这么漂亮的小说。滑稽的是，本系一位老师竟当着他的面说，这篇小说的作者肯定是位女诗人。他正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时，一位知情的老师指着他说：“什么女诗人，若虹就是这位大汉。”刚才那位自以为是，胡乱判断的老师有点难为情地笑了起来，朝他翘起大拇指，连声说：“不简单，不简单！你老兄竟有这个能耐！”
这篇作品的成功引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他打算再写几个短篇之后，开始写长篇。可是在一次闲谈中，一位老教师不仅不给他捧场，反而尽说些让人丧气的话。这位老师不急不慢地说：“关在学校里搞创作是很虚浮的，说不定到头来一事无成。不如做学问来得实在。”老教师劝他不要丢掉外国文学专业，好好跟郑朝宗教授学，扎扎实实搞下去，将来肯定会有成就。这番逆耳忠言虽然没有使他猛然惊醒，但也有几分清心醒脑的功效，至少使他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开始比较冷静地思考起来：处在搞学术的氛围中，身负教学科研使命，却偏要撇开它，另寻出路，这合适吗？他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正像意大利的大诗人但丁在他的杰作《神曲》的《地狱篇》开头说的：“我在人生的中途忽然迷了路。”那年他37岁，心想，转眼便届不惑之年，再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真的要落得个一事无成。他难得失眠，可那几天，他对今后专业方向问题一直苦苦思索，有时候彻夜难眠。有一天他下决心去拜访郑朝宗教授，陈述自己的苦恼和想法，请郑教授指点迷津。他告诉郑教授，眼下以大批判方式搞外国文学，等于全盘否定外国文学，不如不要搞来得干脆。郑教授不动声色地听他说，然后露出微笑，说：“我很高兴你有这个想法，我比你更厌恶‘左’的那套东西。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一直发展下去，不然，国家怎能生存。”停顿了片刻，郑教授换了和缓解轻松的口气说：“《厦门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听说是你写的，是不是？”他点了点头。郑教授接着说：“应该多写点东西，你的文笔还可以，不过，写作只能是附带的，我们还有自己的专业要搞。做学问最怕的是中断。文革以后，我们都被误了，损失很大，看来中央已下决心要扭转当前混乱的局面，你注意到没有，最近邓小平同志几次着重谈到要‘整顿’。这是个好兆头啊。”郑教授难得有这样好的兴致，眉开眼笑，娓娓道来。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他向郑教授告辞时，暗下决心：从今往后我要加倍努力学习英语和欧美文学，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准备，“四人帮”垮台后，他才以清醒的头脑，十足的干劲投身到学科建设的洪流中去。
从1976年至1982年末这六年，是他的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蓄势待发阶段。他在这六年中所完成的工作，要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同样时间里所做的事情还多，还重要。归结起来，他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头两年，他作为厦门大学外国文学教师的代表，参加华东六省一市20院校外国文学教师协作选编《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负责第一编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资料选编，他选辑了约20万字资料，其中有一万多字资料是他首次翻译的。
（二）他独立承担了高考恢复后正式招收的77级与78级两届学生的欧美文学史教学。
（三）他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头几年连续发表了三篇评析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论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他参加了厦大举办的英语口语培训班学习，提高了英语听说能力，随后通过了留学人员的英语考试，获得了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访问的机会。
（五）在赴前美留学之前，他翻译了一部20余万字的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如此运动生涯》。
新的征程
1982年10月——1983年10月，他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访问进修。这段经历是他的学术人生的一个拐点，此后他开始踏上新的征程。这一年的访问进修之所以成为他的学术人生的拐点，是因为他取得了如下主要收获：
首先，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的文化素质。
他作为一名外国文学教师、研究者，虽然比一般人更了解西方文化，但这种了解多半是从书本上获得的，它与当前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所谓文化，说白了，就是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因此，要了解当代西方文化，最好到西方去实地考察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准则。他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期间，通过对他所接触交往的美国人的细心观察，他发现，影响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首先是宗教因素。虽然美国人信奉的教派五花八门，但基本上是从基督教演化而来的一神教，其核心思想是万物皆由上帝主宰，人人应该遵从救世主的教诲：仁慈、善良、利他。不少美国青年学生上街为穷人、可怜无告的弱势群体募捐求助，一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把大部分家财捐给慈善机构，而自己始终清心寡欲，过着俭朴的生活，无不基于这种宗教精神。他觉得，西方发达国家若没有宗教这一精神杠杆为社会提供精神支柱，在利己的商业精神腐蚀下，不知会变得多么黑暗混乱。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又是由商业精神支配的。商业精神讲究效率、利益、智谋，提倡自由、人权和积极进取精神，鼓励人为获得财富和物质利益而努力奋斗，同时大肆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人为追逐私利而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精神是人欲横流的祸根，它若隐若现没有宗教精神加以约束，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黑暗之中。他觉得，宗教精神与商业精神的对立互补，就是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特质。其他一切枝枝节节的特征都是由此派生而来的。他由此联想到中国农耕文化讲求亲和、人伦、天人合一的特征，明显感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对立性。在当代，这两种文化难免要发生碰撞；只有经过碰撞、融合，它们各自才能得到丰富、发展。他深深觉得，文化的包容性是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一种可贵品格。
其次，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学术眼光，优化了他的知识结构。
他认为，文化界和教育界过去受“左”的、僵化的思想影响较深，容易把学术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看问题比较片面、单一，往往把复杂的、生动的文化现象纳入固定不变的模式里去。他通过和美国学者交往，发现美国学者的学术观点，无不打上当代流行的文化思潮的烙印。而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无不与当代思潮的各个流派有密切关系。他从梳理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流派入手，把握当代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特点，从而拓宽了审视学术问题的思路，更新了自身的知识结构。
再次，这段经历使他对美国的大学教育、课堂教学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在访问期间听了三门课，感到美国学生的最大优点是凡事喜欢问为什么。他们不死读书，在课堂学习之外，生活丰富多彩，旅游、探险、运动、从事社会活动等等。美国人比较注重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个人的自由和权益。
美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学校、家庭的教育方式、教育方法有密切关系。美国教育比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甚至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他发现，美国教授治学严谨，言必有据，很少发空论，而在教学上注重启发式，着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他们独立思考。美国人喜欢新奇事物，好幻想，恐怕和他们的教育注重培养小孩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关。他认为这和他们注重实际的倾向并不矛盾；好幻想、好出奇招正是着眼于实际利益，而不是想入非非。在美国大学课堂里，老师的讲课被学生的提问打断是正常的，课堂教学，便在师生间的一问一答中进行。反观中国的大学课堂，只有老师在讲，学生只竖着耳朵听，忙着记。前者表面看来混乱，没有条理，实际上是互动的、生动活泼的，在貌似混乱无序中贯穿着对核心问题进行探索、追寻的流程，而由老师满堂灌的教学，表面的有序掩盖着单一的、静止的、消极的思想状态。不过美国式的课堂教学也存在生动活泼有余，严谨扎实不足的毛病。另外，过分强调独立思考，否定权威、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又容易走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
最后，在访问进修期间，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英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资料，为以后的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回国以后，他就美国的教育和课堂教学以及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概况，分别在学校的教学改革学术讨论上和中文系教师的集会上作了介绍、汇报，引起校系领导和老师们的广泛关注，对推动厦大的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回国后，他的教学和科研逐步向学科前沿推进，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一系列富于前瞻性的课程，例如“现代西方文学批评”、“西方现代派小说研究”、“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以及“中西小说美学比较”、“中西文论比较”，等等。
（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他承担并出色完成了三项国家级社科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是：
1、现代西方文学批评：1984年国家教委博士基金点立项课题，1986年完成，同年出版了相关著作《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厦门大学出版社）。
2、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1990年中华社科基金立项课题，1992年完成，1995年出版了相关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海峡文艺出版社）。
3、西方现代派小说研究：1992年国家教委社科基金立项课题，1994年完成，1995年出版了相关著作《西方现代派小说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承担了福建省社科基金立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2003年结项，发表了五篇相关的系列论文。
（四）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两部译著：
1、文艺理论译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2、长篇小说译著《如此运动生涯》（译林出版社，1999年）。
（五）论文《文学兴衰初探》和专著《西方现代派小说概论》分别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3等奖、2等奖；专著《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专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获厦门市社科优秀著作1等奖。
（六）在全国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和省级文艺刊物、学术刊物发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约50篇。
1987年7—10月，他作为校际交流的学者，赴菲律宾马尼拉阿德纽大学讲学。
基于他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业绩，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终身）。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他承担的行政工作和兼职，主要有以下几项：
1、担任中文系主任（1994年9月—1998年2月）。
2、担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与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92—1997年）。
3、担任福建省文学会副主席（1994—2006年）。
4、担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荣誉理事（1992年至现在）。
5、担任厦门市社科联顾问、名誉理事（1995年至现在）。
他的事迹被收录于国内出版的多种权威性的辞书中，近年《海峡导报》也对他作过专版报道，并附有相片。
退而不休
他在61岁那年退休。退休生活对他来说是生命的“第二春”。除了调养身体，含饴弄孙，帮忙做家务，为晚辈做点后勤工作之外，他把闲暇时间全部用来读书、看报、写作。有时应学校社团和厦门市文化机构的邀请，做点学术讲座。最近半年多来，他已接待厦大学生社团来访达10批数十人。
退休头几年，他把在职时积累下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整理成两本书交付出版：一本是《中国现当代文论与外国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一本是《20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还翻译了长达40余万字的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待出版）。
他从2004年起，重新开展中断了多年的狄更斯研究，正在撰写关于狄更斯的系列论著。然后，打算再花几年时间完成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和英国小说史的研究。这几项研究任务是颇为艰巨的，而在学术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他对完成这几项研究任务有充分的信心。
夕阳无限好，黄昏更美丽。他相信生命的“第二春”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2008年5月中旬）
载《永定客家人物》2008年5月P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