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学者沈铭贤

 
　　沈铭贤（1938年6月生），永定城关南门人，1956年毕业于永定一中，考入上海政法学院，1960年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室工作。他长期从事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高级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沈铭贤在中学时期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从小好学，“一有空常到新华书店去，躲在放书的桌子下看《吕梁英雄传》，还常常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读《三国演义》，直到天昏地暗，不知饥饿”（沈自述）。在中学，他学到了扎实的数学、化、生、文史知识，尤以文章习作见著，作文比赛屡获首奖。大学时，课余读的大部分是鲁迅的书，以及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很好地养成了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和浓厚兴趣，为其日后的学业和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即使是“文革”期间，他也读了不少爱因斯坦的材料，阅读与思考爱翁。
　　特别是大学毕业后的一段经历，丰富了阅历，学识得到很大见长。他曾到华师大生物系旁听，跟随中科院植物生物研究所小分队到南京陈永康水稻高产田“蹲点”，参加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断肢再植”总结等。也做过案头的学术工作，主要是翻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资料，1964年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的学长的发言作准备。不久，在上海郊区参加“社教”。“文革”期间，曾借调到《解放日报》理论部一段时间，然后又参加了《自然辩证法杂法》编辑部工作，主要联系医学界。1979年，他参与了《医学与哲学》杂志（大连）的创办，并一度成为该刊在上海的组稿人。1981年，全国首届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他参加了筹备工作，起草了会议的主要文件。这段时间的工作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大有收获，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从淋浴“科学的春天”后，沈铭贤厚积而薄发，春华而秋实，硕果累累，特别是对哲学的研究，屡见新意，影响越来越大，先以《爱因斯坦与当代科学哲学》见著于世，并撰写《新科学观》（1988年）一书，此乃沈之“最爱”之作，不少研究生称赞有加。差不多同时，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哲学导论》过程中，他与同事们对科学哲学的体系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新见，得到同行的好评，并于199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三等奖。
　　1981年前后，他和医学界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伦理道德对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以及现状的不相适应。因此，医学伦理学成为研究的重点。此后，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生命伦理的领域。1999年以后，在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任上，和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等建立了极好的关系，合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撰写了《生命伦理学》一书，还在一些院校和研究单位开设了课程，推动了伦理评审。其中，比如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科学与伦理良性互动的理念等，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能参与我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建设而感到高兴，感到这是自己的学术建树的一个机缘。
他对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都有卓有成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的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的一个领域，即致力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从根本上说，都是当代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交汇的重要体现，也都肩负着促进两种文化交汇的重任。两种文化的状况如何，对世界对中国都关系重大。自己能够适应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时代潮流，并为此作些微薄的贡献而感到光荣。
　　在现实社会中，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是存在冲突的。为了克服“两种文化”的冲突，沈铭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是论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从冲突到融合的必要性。他还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界限，划清反对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的界限，这两个观点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
　　其次是论证了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有人文内涵。他用科学大师的科学实践证明科学家“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他对这个命题作两点解释：第一，科学家要接触、了解不同的思想、观点、学派，而不能只与一种文化打交道。第二，科学家要广泛涉猎、接触不同的文化品种；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其三，不仅科学家作为个体研究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而且不同民族的科学传统也与他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沈铭贤认为李约瑟对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难题——中国的科技成就虽然在古代就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没有从中发展出近代科学来——的回答中，存在着重要缺陷。他认为，中国古代确实缺少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而这种缺少，对于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是有重要的解释作用的。李约瑟批评爱因斯坦给人以比较简单、过于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印象。
　　其四，科学研究的结果，也需要从人文和伦理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角度加以评价。这个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是沈铭贤最近十年来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背后的核心观点。沈铭贤认为，必须严肃对待人类基因科学技术在多个层面上提出的严峻的伦理挑战，要慎重对待基因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要完善现有的伦理观念和规范。要做到这两个方面的关键，在他看来是科学家和全社会都要更加重视用伦理、法律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规范和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既加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也保持科学和伦理之间必要的张力，从而“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退休十年，沈铭贤承担着多个角色：继续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参与创建复旦大学科学哲学博士点并担任这个点的博士生导师，参与创建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并担任该部主任。期间，还凭借他的哲学知识根底的深厚扎实，凭借他几十年来积聚的广博的学识，先后发表了150篇科学评论，积极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他的同行学者和领导誉他：“进行着严谨、忙碌而又快乐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沟通、融合的一个生动范本”。
沈铭贤还著有《科学与人文的交响》、《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等书，还主编过《生命伦理学》、《穿越世纪之门》等书，发表《爱因斯坦与当代科学哲学》、《科学观的变革及其影响》、《从克隆人之争看生命伦理学》、《生命俱善，人道毕矣——中国古代的生死观及其现代意义》等论文上百篇，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是解放后永定一中学识方面首屈一指的校友。他研究世界前沿科学与人文，敢于直面国内的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并进行哲学思考，作出哲学方面的解释。他用科学与人文交汇理论知识去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的重大课题，比如他涉猎“后现代主义”问题、人类基因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而且被公认为著名的伦理学家，其权威言论往往一石击起千层浪。他是我国首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大纲（建议稿）的起草者之一。2004年1月曾作“从克隆人之争看生命伦理学”的演讲，引起上海和学术界的轰动，《文汇报》和许多报刊、网站刊载或转载。他著作颇丰，而且有许多原创性观点或论述。他受聘到香港、国内许多大学、研究部门参加学术会议，或作学术讲座，其本人或学术研究文章的论点经常分别在《文汇报》、《华东师范大学报》、上海电视台等报刊和媒体出现。1980年代，他参与了曾轰动世界的名著《第三次浪潮》的中文翻译和编审工作，而且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以精湛的专业知识，高明的外语水平，丰富的译著经验，以及对美国和世界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为这个译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今年4月，他出版了《沈铭贤文集》和《科学与人文的交响——沈铭贤科学评论选》。此乃“人生七十”“从心所欲”之作。“文集”汇集了他的36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他的学术工作。他总觉得学者的声音太微弱了，尤其是哲学工作者的声音。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高峰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沈铭贤认为，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今中国，急切需要符合实际又有前瞻的理论，需要学者的真知灼见。《沈铭贤文集》就是学者的声音，或许还是微弱的，但毕竟是在为要“更加重视理论建设”而呐喊呼吁。“评论选”则是他从科学思想的角度写的短小精焊的科学评论，贯穿着科学与人文交汇的主线。七十老人，150篇评论，极好地表明了一位资深学者对社会对科学主动承担的责任。这些评论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有些篇目还有不少新意，得到主管部门和科学家的认同，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厚爱，其中有街道干部，也有中科院院士，有的教师还把他的一些文章溶化到教学中。
　　沈铭贤从事学术研究40多年，在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方面造诣很深，建树颇丰，一生致力于“两种文化”的融合，疾声呼吁科学与人文的联盟，坚信“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交响将成为文化的主流。他的学术实践就是“融合”“交响”的极好的体现。最后，特别要一提的是他的文品和人品。他勤学、博学，勤于哲学思辨。他进入前沿科学，交叉科学，最年轻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片争论声中探索、创新。他据理指出李约瑟“难题”回答的缺陷，他建议人文学者多些反思，他主张科学家“不能只吸一种文化空气”，他提出“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的交响，他反对科学研究的浮躁，他主张拒绝时尚，与广告保持一定距离，给科学以时间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品格。他是“问题”专家，创新学者，特别是成了人类基因克隆人研究的一方领军人物，他又是个受争议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脑子里总想着问题，总在思考问题，总希望能提出一些看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沈铭贤文集》：《后记》2008年4月）。他认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交汇对世界和中国都关系重大。自己能够适应这种交汇的时代潮流，并作些微薄贡献，此乃学者的光荣。这应该是他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的原动力。甚至在面对广大读者而行文时，总是尽力把文章写得简洁、明朗、漂亮，最好有点故事、诗歌词赋之类的点缀，让读者感到好看、亲切，尽力让哲学文本生动些、活泼些、多样些。他常说，“从事哲学对他最大的好处是对生活看得透、想得穿，心态比较开放、平和”。年已七十，“可以说从来没有为名利之类烦恼过、争斗过”。“哲学的智慧告诉我，名利之类实乃身外之物”，“只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足矣”。（均引自《沈铭贤文集》）。
沈铭贤年已“古稀”。对他来说，“稀”在耕笔不止，“稀”在依然保护强烈的责任感，在进行哲学思辨，“稀”在依然身体力行劝勉年轻学子多读书、多思考、多交往，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设计自己，实现自己。看来，面对“古来稀”，他是不会“不逾矩”的。                   （2008年5月）
载《永定客家人物》2008年5月P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