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师生成长幸福的教育

永定一中是我成长的摇篮

来源: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日期:2010-06-04  点击:6755 

永定一中是我成长的摇篮

廖崇先

 

往事如烟,但萦回我心头剪不断的情结,是我在永定一中六年的学习和生活。

1951年,我从龙岗小学(现在的实验小学)毕业,被保送进永定一中。永定一中领导重视培养学生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不仅要求我们要勤奋学习,还要求我们在政治思想上要争取进步,文艺体育方面也要得到发展。当时,学校派得力的政治辅导员范德华老师担任我们初中部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范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精明能干的人。他思想活跃,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工作有魄力,管理有经验,文章也写得很不错。范老师还负责学校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范老师虽然学历不高,但组织协调能力强,善于用人。团的工作靠郑善维同学当助手,学生会工作靠曹文锋同学,少先队工作主要落在我身上。其中文字工作靠沈铭贤、范友豪同学,文体工作靠包宏稼、黄星彩同学。

初中三年,我不仅是班里的班长,还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这个时期,同学们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十分活跃。在范老师的辅导下,我们的少先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从中也得到了锻炼,我的社会工作能力、公关能力以及胆识,就是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我们初中部的篮球打得好,名声在外;宣传栏(墙报、黑板报)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而文艺宣传队更是声名远扬。在阙硕龄代理副校长领导下,范老师不仅善于组织管理宣传队,还紧跟形势,配合中心来确定宣传形式和内容。我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在上龙岗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禀赋,受到张树熙、林超煌、陈秉元等老师重视,特别是林超煌老师,他是龙岩师范毕业生,他教我识谱唱歌、跳舞、打篮球;他还聘请当时南下女干部县团委书记唐斌来校教我们打腰鼓,我们龙岗小学的腰鼓队在全县比赛中还获得过第一名。所以,我在龙岗小学时,在文艺和体育方面就有一定的基础,在一中宣传队里,我如鱼得水。学校组织宣传队员们排练打腰鼓、扭秧歌、跳舞,利用县城和乡镇的圩天进行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为了鼓舞群众的斗志和陶冶学生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校排练了《赤叶河》和《卓娅和苏拉》的两个话剧。《赤叶河》的主角红军游击队指导员和《卓娅和苏拉》的主角卓娅都是我扮演的。这两个话剧在学校和社会上演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从中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受益终生。

少先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范老师的辅导员工作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而我和范老师之间的师生情谊也不断加深,我们俩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我四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范老师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他的好衣服和鞋子,只要我喜欢,他都让给我穿。我还跟范老师一起吃饭长达一年之久,真是形影不离。我这一生和范老师特别有缘,我的爱人陈观平读初中三年级时,也是范老师当她的班主任,是范老师的得意门生。以后,我的弟弟、外甥,我爱人陈观平的弟妹都是范老师的学生。对范老师,我全家和亲戚都喜欢他,尊敬他。

1954年,我考上了永定一中高中。高中三年,是我人生道路的关键时期。这期间,我最敬佩的江瑞清老师是影响我一生的恩师。江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很有军人风度;他博古通今,逻辑思维强,能言善辩;尤其是他的教学方法有超前和创新意识,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江老师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永定高头乡人,生于19261944年,他从下洋侨中考上大埔高中,这段时间,他和许汝舟老师(地下党员)相处甚密。许老师被国民党逮捕后,他只身转到梅县东山中学就读。1947年秋,江老师东山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由李济深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就读。不到一年,他就回到家乡,找到地下党负责人江岩,加入了革命队伍。接着,他担任闽粤赣边区闽南支队二十三团政委。在这一期间,他只身一人独闯警备森严的南靖一个敌乡公所,缴获伪乡长手枪一支,成为远近闻名的“孤胆英雄”。还收编200多个“土匪”参加人民军队。他领导的二十三团,和闽南支队其他部队一起,解放了南靖、平和两县。解放后,他回到永定县被任命为县人民政府农林科长,接着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后来被安排在永定一中教书

江老师的非凡经历,特别在国际大都市香港达德学院求学深造的经历,铸造了他的胆识和开放思想。他采用超前和创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从1954年至1957年的三年中,江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而我是连任三年的班长,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亲密无间。从高一开始,为了培养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殊才能。在江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建立起各种兴趣小组,有生物兴趣小组、文艺创作兴趣小组、体育兴趣小组、理化兴趣小组等。江老师按照这些兴趣小组的不同特点,建议各兴趣小组的负责老师选择最能发挥学生特长和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内容来开展活动。因而同学们踊跃参加这些兴趣小组的活动,不但活跃了课余生活,而且增长了知识,培养了技能,对学生的成才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参加了生物、法律和体育三个兴趣小组,特别是生物兴趣小组的活动,对我以后的专业选择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老师是生物学教师,他有文博的知识,他授课时旁征博引,触类旁通,把生物课讲得非常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听江老师的课不仅是获得知识的享受,而且还有许多突发奇想的智慧火花,启动同学们思维的翅膀,使人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开展生物兴趣小组活动时,江老师启发我们做这样一个实验,他说:“马铃薯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植物,但产量低;番薯产量高,但营养价值不如马铃薯。如果把这两种薯块进行嫁接,不是可以培养出一个产量高且营养丰富的新品种吗?”我们按照江老师提示的方法,搞了马铃薯和番薯这两个品种的嫁接。这种实验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发了我们的思路和培养了实际操作的能力。嫁接活动启发了我的思路,当时,我想:人体的心脏是最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生命。心脏坏了,能不能像嫁接一样进行换心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江老师。江老师对我说:“植物嫁接要求嫁接的两个品种须同种同属,才比较容易成活,因为同种嫁接有较强的亲和力。人体换心也要有亲和力,但现在没有成功的先例,随着科学的发展,换心肯定能成功!”江老师大胆的设想和预言,引发我对医学,特别对换心的尖端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给我讲了一个“悬壶行医”的故事:

东汉时期,有一个叫费长房的人,一天,他发现一位街头卖药的老翁收拾好药箱,见四周无人注意,便一头钻进了所悬壶中。费长房感到很奇怪。第二天,费长房特地去拜访老翁,并献上特备的酒肉和礼品。老翁见他一片真心,认为有缘,收市以后,便领着费长房一同钻进壶中。岂知壶十分宽敞,而且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和奇花异草。老翁把医术和药方传授给他,并叮咛他不要把此事告诉给别人。十多天后,费长房拜别老翁回家。临行前,老翁对他说:“我原是药神,来人间行医济世,现功德已满,该回天庭了。”说完老翁赠给他一根竹杖,并说骑上它可以四处行医卖药。费长房回到家中,家人大吃一惊,说他离家已十多年了,音讯全无,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费长房惊讶不已。后来费长房牢记老翁教导,四处悬壶行医,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人们称颂他为扁鹊再世。他还带了许多徒弟,行医时都拄杖悬壶,以后,渐渐在行医处所和药店门上悬挂药壶作标志,“悬壶”成为行医卖药的代称。

江老师讲完故事后对我说:“崇先,凭你的志趣和禀赋,一定能够考上名牌医学院,加上勤奋努力,你一定会遇上很多的‘药神’,得到起死回生的医道真经,学会救死扶伤周济百姓的真本领。”江老是现不仅引导我走上了医学的道路,还指明了医者所须具备的医风医德。

江老师“开门办学、面向社会”的教育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我还参加了江老师亲自指导的法律兴趣小组。江老师为了让我们把所学的法律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亲自找县法院的领导,要求让学生参加案件的审理,以增长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律水平。县法院领导对江老师提出的建议很支持。一次,法院审理一例虐待童养媳罪案件,准许学校派一名学生作为业余律师参加审理。江老师特意派我参加,并告诉我出庭前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在这个案例的开庭前进行详细的调查。在开庭那天,我将调查的结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证明这件虐待童养媳罪不成立,要求法院无罪释放被告。法官听了我理由充足的辩护,最终判定被告无罪而释放。通过这件事,我锻炼了胆识、口才、公关能力和严谨的作风,更重要的是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我感到极大的自豪与满足,这对我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给我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裨益良多。我还参加体育兴趣小组,学到了许多体育知识,掌握了更多的体育技能,提高了体育运动水平。后来,我在上海念大学二年级时(1959年),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上获得两项划艇冠军。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锻炼了我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对我后来从事心外科工作起了良好作用。

江老师多才多艺,教育有方,他当我们班班主任,班集体蓬勃向上,1957年高考,我们班36%的同学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和重点大学。那年全国高校招生仅10.7万人,全国高考升学率才10%

然而,江老师的人生充满着坎坷和不幸。对革命有功、对教育卓有贡献的江老师,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江老师按照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了一些言论,还写了两篇小说,一篇是《桃李之歌》,另一篇是《鹧鸪之歌》。《桃李之歌》的内容就是以我这个穷孩子发愤读书为主线,体现教师关心爱护学生的一篇小说,小说中的教师“范泽华”原型就是范德华老师。1957年反右派时,江瑞清老师这两篇小说成了他反党的依据,他被划为右派。《桃李之歌》赞扬了“范泽华”;加上高三时,江老师聘请范德华老师兼任我们的副班主任,因此,范老师也差点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我还不得不与江老师“划清界限”,加入了批判江老师的行列。对此,我一直忏悔至今,只觉得无颜面对江老师,惟有兢兢业业,不负江老师的殷切期望,以报恩师于万一。然而,江老师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回家。江老师的同学翁鼎山发表的《忆念江瑞清同志》的文章中披露,江老师回到农村后,成为“地主加右派”的双料“四类分子”,接受监督改造,受到百般折磨,生活极为困难,贫病交加,以致神经失常,于1968年含冤而逝。江老师去世时,年仅42岁。就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带着无限的悲愤无声无息地走了。当知道这一消息时,作为他的学生,我欲哭无泪!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江老师才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江老师的夫人也得到政府的照顾。

200312月,我陪同德国洪堡大学附属医院康乃芝教授和比浩斯教授到高头参观承启楼,有幸见到了我的师母——江瑞清老师的夫人,满头银发的师母苍老憔悴,我对她表示真挚慰问,并向她表达了对恩师江瑞清深切的怀念之情。

时间老人匆匆而去,但我在永定一中六年的学习和生活,却仍然那么真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没有永定一中对我的培养,没有江老师、范老师及其他老师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和睿智的启发,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在医学上的成就。永定一中是我成长的摇篮,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23辑(200412月)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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