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在永中工作的一年

建国初在永中工作的一年

胡史樵

1950年2月，中共永定县委书记王定华同志和县长江岩同志通知我，县委县府决定调我至福建省永定中学担任校长。这之前，我在下洋侨育中学先后任教三年多，协助王贯三校长、梁洪培代校长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建国前一段时期，中共永定地下组织与侨育中学的联系，常常通过我，以此，党组织对我相当了解。由于这一点渊源，我成了建国后永定中学首任专职校长。

接到任命，我把侨中的校务移交给了校董胡素沁先生。为便于工作，家小暂留侨中，自己一人背了个背包，步行50多华里来到县城。

先是向王书记、江县长报到。他们公务繁忙，但仍然热情地接待我，勉励我一定把这所永定的最高学府办好，为新中国新永定的建设培养出大批英才来。并表示有什么困难一定尽力帮助解决。接着我又步行120华里到龙岩——当时永定还没通汽车，出门就靠两条腿。水路也只坎市到芦下坝一段有“鸭嫲船”可坐——向专员公署教育科陈德惠科长报到和请示。她要求我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把永中逐步改造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领导们的支持和指示，给了我信心和勇气。但具体怎么做，还得自己实地摸索。我决定先通过调查摸清永中的情况。

永定中学有较长的历史，但旧中国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它的发展不免受到许多干扰和制约。1949年春，省立永定高中与县立初中合并，成为省立完全中学，县立师范和初级农校也归属过来，规模大了许多。可这时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学校不过在勉强维持，等待着一个大变革的到来。1949年5月底，永定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胡琏兵团败窜到永定，骚扰了一个多月。8月末，永定第二次解放，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但暂驻湖雷石坑，直到年底才搬回县城。这时百废待举，工作头绪繁多，然而教育却是首先抓的几项工作之一。9月间，就任命文教科副科长王辛路兼永定中学校长，筹备开学事宜。由于原校长已在七八月间离开永定，胡琏败军又曾把学校作为“军营”，弄得学校凌乱不堪，解放军接管人员只能暂把所有校具集中封存，所以，辛路同志首先得把学校整理出来。这时协助他的，是一个从解放前国民党税务机关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工作人员游正纲，开学后他当了总务主任。

在整理学校的同时，辛路同志着手聘请教师。通过调查访问，他把原永中学有专长的教师如郑佩诏、赖筑岩、郑奠邦、赖鑑堂等人请了回来，还延聘了曾在省立龙岩高中等校教美术音乐的教师张学初。阙硕龄等四五位厦门大学肄业，不久前先后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永中教师队伍。教师基本配齐之后，学校发出开学通告，原省立永定中学高初中的学生许多都来报名，另外还招收了一批新生和一些转学生。十月初开始上课，学生300人左右。学校名称定为“福建省永定中学”，简称还沿用“永中”这一称呼。当时党接管教育的方针是“维持、改造”，辛路同志是努力贯彻这一方针的。维持已略如上述，改造方面，主要有四项：一是改变学校管理体制。开学不久就建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民主管理学校的机构，除教师外，学生和工人都有代表参加；废除“训育”制度和“训育处”，成立“生活指导处”，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生活管理。二是改革课程设置。废除进行国民党党义教育的“公民”课，废除实施反动军事训练的“军训”与“童子军”，设置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教育的“政治”课和“社会科学”课。由于尚未有新的教科书，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等科，要求将旧课本中反动的陈腐的内容予以删除，另补充思想内容进步的反映现实新情况的文章或材料；自然科学课程则暂时沿用旧课本，但也要根据新中国建设要求和学生实际程度作适当的增删。此外，还组织学生劳动，培养劳动观点。三是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从实践中接受革命思想政治教育，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四是开始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但是，辛路同志是兼职的，开学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在湖雷做县政府里的本职工作，十天半月才来校视察一回，具体校务主要委托总务主任游正纲主持。而游本非教育工作者出身，又刚刚参加革命工作，要他贯彻辛路同志的意图，自难免力不从心。其他教师，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最多不过在概念上略有所认识，相当一部分甚至茫无所知，加之缺乏强有力的具体领导，在一切规章制度或未制定或尚待完善的几乎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再有才能也难于施展。那时师生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教育教学工作走上正轨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这个学期，充满草创时期的特点，处处可见“散漫”二字，缺乏章法，纪律松懈，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显得薄弱。

这样，我面临的首先就是一个繁重的“整顿”任务。但怎样来整顿呢？说实话，新民主主义中学教育的办学模式是怎样的，我也心中无数。幸好我在侨育中学工作多年，还有幸亲炙王贯三校长左右，对侨育中学实行的革命教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并曾亲身参与实践。这种革命教育，渊源于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广东普宁梅峰中学，后来由邱秉经（长庆）校长创造性地移植于侨中，又由王贯三校长加以完善和发展。它以马列主义和中共政治路线为指针，熔冶了现代正规教育、陕北公学革命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精华。当时我觉得，它是符合新民主义教育的方向的，是能适应当前对青年学生进行有效的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和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提出的为建设新中国“搞好功课”学好本领的要求的。所以，我决定主要参照侨中革命教育的经验，结合永中的实际，来进行整顿工作。我的大略构想是，一个中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使教学走上正轨，提高教学质量。三项措施：第一，健全领导班子；第二，建设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第三，改善学习条件，制定教学规章制度，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开展课外活动（包括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学得主动、活泼、有效，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又能发挥专长。

实行第一项措施时，我首先去拜访郑佩诏老师。郑老师在永定教育界素著声望，不但理化功课教得很出色，向为学生所钦敬，而且领导教务也富有经验，老师们都乐于与他共事。我向他倾吐了我对他的仰慕，告诉他整顿永中的构想，向他请教，并竭诚请他鼎力支持、协助。几番畅谈，我们成了知心朋友。我要他担任教务处主任，请他大胆工作，并要求全校教职工都尊重他，努力同他配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佩诏老师不负众望，对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宝贵贡献。接着，我又专函福州，请魏稼秋老师来校主持生活指导处，魏老师出身于陕北公学，曾在侨中与我共事，多才多艺，热忱负责，我觉得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非借重他不可。战友情深，稼秋慨然应邀来到，永中思想政治工作和课外活动很快地出现了新局面。至于后勤工作领导，游正纲已先调离，龙岩专署教育科另派饶仲冰同志接任总务处主任。但饶只工作了半学期即辞职前往广州，就改由阙亮清老师担任。不久阙老师赴福州学习，便又请陈嘉文老师接任。顺便交代一下，当时中学的人事和财政，都直接由专署教育科领导，但我接长永中时，专署只派了个总务主任，其他则嘱我聘定后报专署备案。现在回想起来，专署教育科“下放”给我的这点人事权，对我的整顿工作实在帮助不小。

上文说过，辛路同志接管永中后，为建立教师队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建国初人员调动频繁，我到永中时，原已不敷需要的教师又先后被调走了多人。为了实现我的整顿构想，我决心花大力气建立一支有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首先当然是把原来的好教师留住，接着便四出延聘。我亲自步行几十里、百余里到湖雷、坎市、龙岩，请来了厦大航空工程系高材毕业生张元培和闽西知名的良师卢郁蕴、赵锡麟。赵老师是外地人，一家旅居龙岩，为使他安心来永定，我把他一家子都接来学校，夫人聘为职员，大女儿在本校上学。此外，还从广东大埔请来资深初中数学教师童黻屏。侨中教师赖安章、张思帆等要求调动，我又立即把他们聘来。1950年冬，胡文虎“星系报”的资深编辑、主笔，进步人士罗选才回到下洋，我马上向县委县府力荐，聘他来永中教语文。罗老师从此在永定一中长期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为一中和永定的语文教学，乃至永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许多建树。

建设教师队伍工作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时刻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好。我深知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尊重和关心。所以在教师面前，从不自视领导，而是作为朋友；有事总是商量。关心也不停留在生活上，而是进而努力地为他们搞好工作提供良好条件和各种支持。我非常赞赏侨中在丘、王两校长领导下，老师们团结友好协作的蓬勃朝气和融洽气氛，很希望永中也能出现这种局面。值得庆幸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与一些当年永中同事闲聊，他们都说那段合作经历是很愉快的回忆。我想，那一年整顿工作能为以后永定一中的发展做一点奠基性贡献，跟同事间的这种愉快合作关系实在分不开。当然，这种关系之得以建立，又离不开那时全党全国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较好的良性“大气候”。

教育教学是师生双边的活动，从教的对象和目的来看，学生尤其是主体。所以我在抓教师这一头的同时，也狠抓学生这一头。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我觉得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同学们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对新生的共和国有正确的认识，培养起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同时明瞭当前全国人民的任务和国家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和期望，树立主人翁思想，从而产生努力学习的强大内驱力。为此，我和稼秋同志商量，先整顿好政治课。这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师资严重不足。我请到了不少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优秀班合起来上大课，一是到县直机关去聘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干部做兼职老师。结果，《青年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几门政治课都开齐了。由于内容充实，教师水平高，效果还都很好。稼秋同志上的《青年修养》，是全高中部三个班合上的特大课，但“济济一堂”，津津有味，每每引起同学们在课后自发地进行讨论。此外，我们还经常请县委县府的同志来校作时事、政策报告，把政治课中的理论知识与当前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同时，通过上街下乡宣传、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等组织同学进行社会实践。这样，政治教育更加有血有肉了，收到了提高同学们思想政治水平的显著效果。

1950年3、4月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永定县工委派了个工作组来永中，先后开展建立学生会、建立青年团支部的活动。我们给予大力配合，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从另外一个侧面推进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成立的学生会和团支部，后来一直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它们开展的许多“寓教于乐”的活动，使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了。

经过这番努力，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思想觉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期考试前，学生会号召开展“光荣考试”活动（搞好复习、自觉杜绝一切作弊行为），获得全校同学热烈响应。结果，一举根绝了长期“传染”的考试舞弊“流行顽症”，考出了真实可靠的良好成绩。

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必须有较科学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稳定的教学秩序来导引、巩固、发扬，才能收获最佳效益。所以我的整顿构想中的第三项措施，重心就是制订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经过与郑佩诏、魏稼秋两位老师商量，全体老师讨论，我们分别轻重缓急，陆续制定了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各项制度并付诸实施。主要的如：①工作计划制度——学校必须制定全学期工作计划和分阶段的各项具体工作实施计划；教师必须制定全学期详细的教学计划，写详细的课时教案。②教学研究制度——由教务处定期向学生搜集对教学的意见，整理后提交有关老师研究改进；举行“公开课”，通过听课、评课，促进教师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教学质量。③工作检查制度——定期举行“民主生活会”，全体教职工就制度的实施和工作的进展，作实事求是的汇报和讨论，肯定和表扬成绩，对缺点错误开展坦诚的友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④政治学习制度——教职工定期学习时事、政策，以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⑤学生学习管理制度——包括早晚集体自修制度、上课考勤制度、考查考试制度、生活管理制度等等。其中早晚集体自修制度，建国前永定县立初级中学、侨育中学都实行过（晚修限于寄宿生）。鉴于永定大多数家庭缺乏良好的自修条件，更无法为子弟提供必要的辅导，早晚集中自修，不仅保证了课外自习的时间，而且便于向老师（教师几乎全部住校）请教疑难，还有利于养成按时作息、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而学生寄宿的居多，外宿的也离校不远，实行起来并不难做到，所以我们决定要求学生清晨一律来校参加早操和自修，晚上寄宿生一律在教室自修两课时，外宿生也提倡和鼓励他们参加。由于学生学习积极性高，家长也支持，这项制度学生都自觉执行。那时全县都还没有电灯，但到了晚修时间，间间教室立刻亮起了一盏盏的煤油灯，同学们个个在灯下静静地埋头读写。这项制度后来成为永定一中的传统，对形成“勤严实勇”的优良校风和“勤奋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很注重劳动和课外活动，我们觉得这对培养劳动观点和独立工作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发挥学生专长都有很大作用，实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之所必需。所以我们把劳动、课外活动都安排在课程表内。学校组织学生以班为单位到南门坝开荒种花生，实行“班种班收”——劳动收获完全由各班学生在班主任指导下自行支配，学生劳动积极性都很高，当年就收获了大量花生。课外活动除一些全校性和班级性的活动外，主要通过各种社团进行。当时教师中文艺体育能手颇多，稼秋同志不仅会演戏导戏打蓝球，还长于策划、组织。在他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一时间社团犹如雨后春笋，学习社、墙报社、球队有好几个，还有歌舞队、演剧队、美术社、木刻组……。歌、剧、美社团后来合组成“永中文工团”，不仅在校内活动，还配合县党政宣传部门工作，举行公演或下乡演出，名声大振。

配合以上措施，我们还尽力改善教学条件，如充实图书、实验仪器和其他教具，设立“泽东室”——报刊阅览厅，为社团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为举行各种竞赛（如演讲比赛、时事测验比赛、墙报比赛、数学竞赛、文艺演出比赛、球类比赛……）提供方便和经济支持等等。我们还坚决贯彻向劳动人民子女开门方针，对贫苦学生给予扶持。入学缴费有困难的，可以缓交或减免；公平合理使用助学金，使每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都能得到帮助而顺利完成学业。

经过一年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我的“整顿思想”可以说比较圆满地获得了实现。学校建立了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教学秩序并正常运转，师生思想政治水平显著提高，团结勤奋，朝气蓬勃，学生学得主动、活泼，教学质量明显上升。单以1951届高中毕业班为例，过半数学生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其他由于需要帮助负担家庭经济等原因而未参加高考的，就业后在工作上都表现出色，当中还有几位工作两年后也考入大学深造。而不论入大学或未入大学的，后来他们在工作中都有一个共同点：认真、负责、有较强的创造性，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51年2月间，龙岩地委和专署调我到长汀中学担任校长。县委王定华书记接连给地委领导挂了三次电话，要求将我留在永中，永中的师生闻讯，也都依依不舍。但地委出于工作全局需要，未能允准王书记的请求。3月初，我便在永中教师同学们依恋惜别的目光中，踏上了去长汀的路程。但这在永中的短短一年，却永远清晰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成为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载《永定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11月）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