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著《巴黎圣母院》描述的是一个美丽,浪漫但又悲惨的爱情故事.被父母遗弃的驼背卡西莫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收养为义子,长大后又让其当了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虽然长相十分丑陋而且有多种残疾,却始终保持着一颗高尚,纯洁的心.
长年流浪街头的吉普赛姑娘艾斯梅拉尔达能歌善舞,天真貌美而且心地淳厚.赤贫的青年诗人比埃尔·甘果瓦偶然同她相遇,并在一个更偶然的场合成了她名义上的丈夫.
很有名望的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本来一向专心于"圣职",但忽然有一天,他欣赏到吉普赛姑娘的歌舞,点燃了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欲望之火.于是,他千方百计想要把艾斯梅拉尔达据为己有,对她进行了种种威胁甚至陷害,同时还不惜玩弄卑鄙手段,去欺骗和利用他的义子卡西莫多和学生甘果瓦.同时,传卫队的队长菲比斯虽然已有娇美的未婚妻却因为生性风流而意图染指艾斯梅拉尔达.
艾斯梅拉尔达爱上了菲比斯,这使孚罗洛非常嫉恨,他趁着艾斯梅拉尔达与菲比斯幽会时,刺伤了菲比斯然后嫁祸给艾斯梅拉尔达,要挟她以身相许,否则就要将她处死.但是,艾斯梅拉尔达拒绝了.眼看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占有艾斯梅拉尔达的罪恶企图,孚罗洛最后竟亲手把可爱的少女送上了绞刑架.
另一方面,卡西莫多私下也爱慕着美丽的艾斯梅拉尔达,但因为自惭形秽而把这份爱深埋在心里.眼看姑娘遭到陷害,伽西莫多用巧计救出了她,并让她在圣母院一间密室里避难.敲钟人用十分纯朴和真诚的感情去安慰她,保护她.不久吉普赛人的领袖克娄潘率众攻打圣母院,意图解救艾斯梅拉尔达.菲比斯率领卫队击溃了吉普赛人.自知无力对抗军队的卡西莫多以为菲比斯是来解救姑娘的,便让孚罗洛把艾斯梅拉尔达交给了菲比斯.没想到菲比斯由于不敢再触怒未婚妻而宣布将艾斯梅拉尔达处死.当悲愤之中的卡西莫多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义父"和"恩人"远望着高挂在绞刑架上的吉普赛姑娘而发出恶魔般的狞笑时,他明白了一切.卡西莫多对那个伪善者下了最后的判决,并亲手将孚罗洛从高耸入云的钟塔上推下,使其摔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卡西莫多也没能挽救爱人的生命,他乞求刽子手的同意抱走了艾斯梅拉尔达的遗体,躲藏在巴黎公墓的地窖里与艾斯梅拉尔达一起化为了生死相依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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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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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庄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1．哲学思想
(1)其宇宙观和认识论。庄子没有专论宇宙观的文章，只在《大宗师》和《齐物论》两篇中涉及到。在《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大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对道的解释，把“道法自然”的老子学说继承下来。他明确地阐述了道的本质作用：“道”是“有情有信”，但却“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道”是宇宙的本体，产生万物的根源，道是超时间、空间的绝对，“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的作用特别大，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以主宰一切。他认为道的本质是物质的，是混浊状态的“气”，而这“气”没有固定的形态，叫做“无”。这种物质性的道，就是世界根源。庄周的道，实际上是指主观意识之外的，不受任何力量支配的宇宙精神。
《庄子》还讲到“道”可生万物，对宇宙形成进行了探索。在《天运》篇中举出了天地运行，日月其争，云雨转换等自然现象，提出了大量的物与物的运行问题，但最后解释为物的产生归于道了。最终把物说成了一种精神的东西。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有时可以合而为一，没有什么区别。庄周还认为“物”可分化，分化就是生成，生成也就是毁灭。“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他把“物有分”，和“齐生死”化为一体，说明了他的观点的一致性。
《庄子》在《追逐游》、《秋水》、《在宥》、《天地》等篇中，还阐述了“无己”、“无功”和“无名”的概念。“无己”是把自己看成是虚幻的。在头脑中忘掉一切外物，连自己的形骸都忘掉。“无功”、“无名”就是反对人们追求功名利禄。
此外，在其哲学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无为”。具体讲就是，君主治理天下，没有比无为而治更好的了。君主要顺物而动，随天而行，无为而治，万物才会升腾。他举例说，古代君王管理天下，毫无欲望，无所作为，天下财富足。君主只有运用无为之道，天下才能大治。在《天道》篇中说：“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不处于帝王职位而被天下人仰慕的道德品质)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隐士)服，以此进为(做官)而抚世(统治人民)，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统一)。”这段话说明，不绝对反对功名．而把“无为”当作最大的功名。
《庄子》书中从“无”的论点出发，进而又否认是非、大小、贵贱，有用无用的区别。所以世间也就没有了对错之分，没有客观标准判断是非。《齐物论》中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是典型的相对论观点。从上述可见，《庄子》“道”可以生万物，万物最终化为乌有。从不可体察的道产生了世间不可认识的万物，最后达到“无待”，达到了绝对的“无”。
《庄子》书中哲学主体“无为而治”属唯心主义范畴，是一种消极的治世思想。但在庄周所处的时代，面对丑恶和污浊的社会现象，愤恨当世，找寻不到摆脱现实的道路，只好凭命由天了。
(2)《庄子》书中的辩证法思想极为深刻，这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首先，认为事物的变化在于自身运动。在《天道》篇中说：“天道运(运动)而无所积(停滞)，故万物成(生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归附)；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指出天道的运动，王道的运动是时刻不停的。而运动的动力在自身。在《秋水》篇中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天地、王道、人、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
《庄子》书中的对立统一观点，认为事物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在《在宥》、《秋水》、《则阳》、《齐物论》中均有揭示这种规律的论述，“于是乎喜怒相疑、遇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因为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所以“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故日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则阳》中又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认为安与危、是与非、生与死、缓与急等都是对立的，是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书中还说明了事物在对立统一中还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理。其中—条认为转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在《则阳》中说：“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从量化的转变看到了质变。在《人间世》篇里又谈到了事物可向相反方向转化。且以巧斗力者(凭借智巧角力取胜)，始乎阳(开始用公开办法)，常卒乎阴(最后就用秘密的办法)，泰至则多奇巧(用异乎寻常的诡计)；以礼饮酒者．始乎治(有规距)，常卒于乱(饮多了乱了规矩)，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一切都是这样)，始乎谅(诚实)，常卒于鄙(险恶)；其作始也简(微小)，其将毕也必巨(巨大)。”意思是说：以巧斗力，开始正大光明，最后是以阴谋决胜负，多用奇巧之计谋。以礼饮酒，开始饮酒有规矩，最后常以乱告终。大至多有奇乐，乐极、昏醉，则乱必生：其他事情也一样，开始于尊贵，必将以鄙弃告终。这些论述虽然还在神秘虚无主义“道”的支配下，但却具有了明确的辩证法因素。
2．伦理思想
《庄子》在谈道德时，用不少篇幅讲到人与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继承了孔子的宿命论倾向，抛弃了强调人事的思想，同时否定了老子所承认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
书中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大宗师》中说：“天与人不相胜也”。即天则人，人则天，两者相同相合，差不太大。因为天人合一，进而认为，真人之所以与众不同，置生死于度外，因为他懂得这些全是天的远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人只能安而顺之，而不可能更改。《庄子》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是不可以改变天的。只有认识了一切事物的发生，而且都是必然发生的，才可对任何事物变化，都不动激情。
基于上述观点《庄子》提出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同乎无知，其德不高；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所说的“素朴”就是对人性的回答。其内容就是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同这种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便是社会的法度、礼义、规范，这种对立的东西就是自然本性的桎梏，如同羁绊对烈马的束缚一样。于是他主张要消除对回归自然本性的干扰，复归到纯真无为的自然性中来。
既然人性属自然属性，同自然没有差别，那么人就应该回归自然，应该保持内心中的宁宁安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
《庄子》提出的处世哲学，就是顺其自然，为人做事不偏不倚。《秋水》篇中说：“是故大人之行(指得道的人)，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思：动不为利(举动并非有利于人)，不贱门隶(但也不贱视家奴)；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做事无须借助人)，不多食乎力(自食其力)，不多贱贪污(不以贪污为卑贱)；行殊乎俗，不多辟异(标新立异)；为在从众(随俗)，不贱佞谄(向人献媚)。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勉励)，戮耻不足以为辱(差耻)；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量度)”。意思就是要求人们做事不偏不倚，不去伤害人们，也不去施舍，不与别人争荣誉、财物，也不辞让，不凭借别人帮助，自食其力，行为与世人不同，也不赞扬古怪的人。《庄子》主张的处世哲学是“中道”。为什么采取“中道”?因为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他知道树木成材，要被砍伐，甘甜井水，先被饮完。要人们效仿意怠乌，飞行时不领先，退却时不落后，栖息时夹在中间，因此同伙不排斥它，别人不伤害它。
《庄子》“无为”的思想贯彻于整个人生哲学中。认为人生在世“身若槁木”，“心若死灰”。所以无所谓喜、怒、哀、乐。在《天地》篇里要求人们做到“寿而不悦，夭而不悲，通达不以为荣，穷困不以为丑。”《庚桑楚》中又说：“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总之要求人们要象婴儿那样无知，忘掉自身，丢掉各种欲望，茫茫然彷徨于尘世之外，逍遥在无所事事之中。
不过，《庄子》书中追求的“中道”“无为”同庸俗的宿命论有所不问。虽然提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但不完全把人归于自然，而听天由命。他也提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庄子最害伯的，或最深致悲哀的是精神之死，不是形体之死。宗教观念是身体已死而灵魂不死，而庄子提的是身体存在而灵魂已死。所以在《田子方》明确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可见，庄子注重的是心死的问题，他害怕没有追求，害怕心早死于身。
3．庄子的无神论思想
周代，春秋时期天命神鬼的观念很深，庄子毅然发起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是特别可贵的。首先，庄子把“天”剥夺过来，赋予自然的含义，在《大宗师》中谈到了“天”的问题。说，知道大自然的作用，知道人的作用，是最高的知识。知道自然的作用，是懂得宇宙万物的形成；知道人的作用，即是懂得人的智慧限度，不去汲汲求知，注意养护精神，享受自然赋予的寿命，这是极高明的智慧。《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天”实际上是自然，而不是具有人格化的有意志的“天”或“神”。
《庄子》书中贯穿整体的是“天与人一体”“通天下一气耳”等，这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鬼的存在，其思想向着无神论迈进。在《知北游》中说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人的生死，只不过是气的聚散，没有什么灵魂存在。庄周本人临死时，提出厚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人从自然中分离而又最终归于自然。
《庄子》书中也有反映神不灭的思想内容。在《大宗师》、《寓言》、《知北游》、《养生主》《德充符》等许多篇中都提到了神不灭问题。《大宗师》中说：“夫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意为人的肉体会有变化，但精神没有损伤，精神可以不断变易身体，而没有真正的死亡。
《庄子》一书中，一方面具有无神论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一方面又有神不灭的思想。一是唯物主义的。一是唯心主义的。有的学者解释说，庄子思想形成和发展是有层次的，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没有取得一致。这种矛盾现象，只要我们把庄子放到那个历史时期的范围里，对社会政治，人们的观念做具体的分析，就不难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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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孔子的主要思想：
A、 政治思想。以“礼”和“仁”为核心。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B、 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C、 文艺思想。
“思无邪”说
出处《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说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兴观群怨”说
出处《论语·阳货》，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
“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
“群”：使人和谐、团结。
“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
“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
“辞达”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辞，达而已矣。
“文质彬彬”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2、《论语》的文学特点。
《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辞约义丰。语言的深刻平实、含蓄隽永使《论语》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态。
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形象，此时的孔子还没有走上神坛，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论语》中所表现的孔子不但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见《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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