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打游击出身的资深老干部郑友谊曾先后两次来到永定一中工作，两度执掌永定一中。第一次是1953—1958年，共5年多；第二次是，1975—1986年，共10年多。二次合计共16年，作为校长（书记），实为少有。前一次，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对建国后永定一中的定位和第一次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一次是中老年时期，面对十年“文革”后的满目疮痍，收拾一个“烂摊子”，建设一个“重灾区”，为新时期永定一中再创一个又一个辉煌，披荆斩棘，立下了汗马之劳。可以说，郑友谊这一生，与永定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后，永定一中的发展史，也与郑友谊密不可分。
郑友谊（1920-2000），广东大埔人。1953年6月至1959年8月和1975年11月至1979年2月先后两次任永定一中校长（书记）。曾任小学教师。1953年从县委秘书任上调任永定中学（永定一中前身）校长，1975年底第二次调入永定一中，承担了清理整顿受“文革”严重破坏的一中“烂摊子”的重任，重振永定一中优良校风取得显著成绩，为永定一中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校长两次主持永定一中校务，呕心沥血创建勤奋务实的优良校风，为后人提供了一笔无形资产和精神财富。在办学过程中，郑校长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模范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唯才唯德是用。他的“先教师后领导”的立身风范，他尊重人才、培育人才与大胆任用人才的思想和实践，是留给永定一中的无字丰碑。1956年暑假，他前往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1957年7月全体学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的接见。他曾在侨育中学和岐岭中学任校长，“文革”动乱结束后曾任永定县政协常委，1983年获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1953年，风华正茂的郑友谊以党员校长的身份到永定一中工作。当时学校领导只有两人，郑友谊和教导主任郑佩诏，1954年南强中学并入一中，南强校长陈加文来校后担任总务主任。校长因事外出就由教导主任代行职务。
郑友谊来校后，学校才开始建立党支部。是年，学生人数有591名（高中157，初中434），教师43名（按师生比例配备——高中1：12；初中1：14）。1955年7月，学校改名为“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建立党组织和正式定校名，在永定一中校史上都是标志性的大事。这时期，郑友谊校长主要做了几件事：
稳定教师队伍 当时还没有师范大学毕业生分配来校，教师主要是1949年以前留下的，其中不乏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如教导主任郑佩诏，毕业于中山大学，在本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物理教师赵锡麟是大学讲师，数学老师张元培毕业于厦门大学航空学院，业务水平高，语文老师罗选才原是汕头《星岛日报》主笔编辑，卢郁蕴毕业于厦门大学，对古典文学颇有修养。到校后郑友谊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心置腹，与教师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让他们安心教育工作。
克服忙乱现象 当时学校有四多：会议多，政治学习多，社会活动多，运动多，影响了教学。郑友谊提出，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经过整治，学校逐渐走上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轨道。
扩建校舍 当时永定一中校舍局限于生活区一角，不能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向何处发展呢？省教育厅副厅长郑书祥（本县城关人）曾建议永定一中搬到古镇坪去，县委领导也有此看法，而把生活区让给县委，并保证搬迁费用由县财承担。郑友谊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郑友谊指出，古镇坪远离永定县城，教师生活不便，医疗不便，子女读书不便，教师宁愿在县城住茅房，也不愿在古镇坪住洋房。而北门有一部分荒坡和民房，他建议学校应向北门发展。他提出的方案最终实施了，当年开始在北门山麓扩建校舍，以后逐步形成生活区和教学区的校园布局。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3年、1954年高考成绩还比较差，录取人数寥寥无几，50年代永定一中有两年的高考成绩比较突出，即1955年和1957年。1955年有两个班参加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和整个录取人数都很多，其中考上上海交大的就有4人，1957年高考也很突出。当时福建省中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小宝塔，有福州一中、龙岩一中等16所中学；第二类叫大宝塔，即一般重点中学，龙岩地区的永定一中、上杭一中、长汀一中即属此类；第三类就是一般中学，当年永定一中如果高考成绩不好，是不可能列入一般重点中学的。
这时期，郑友谊为永定一中五十年代在全地区乃至全省的定位排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好了家底，创造了1955届、1957届、1958届、1959届连续几年高考的大面积丰收。避免学校59年之后几年因政治折腾而大伤元气。
光阴荏苒，18年后的1975年，两鬓斑白的郑友谊第二次出任永定一中校长（当时称校革委会主任）。
“文革”时期永定一中是个重灾户，原有教师开除的开除，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七零八落，留下的不足一半。学生不读书，打架、砸东西倒蛮有兴致，而且很能创造一些叫人目瞪口呆的“奇观”。比方，砸宿舍里的床板，砸了不算，还要从窗口摔到龙岗巷去，吓得行人魂飞魄散。偶有一个学生看书，大家立刻惊呼怪叫：“有人读书了！”针对这种局面，郑友谊的“杀手锏”有如下几招。
恢复和建设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 如何恢复与建立呢？举两个例子：张弘昌老师原是厦门大学高才生，大学毕业后因故降格分配到晋江一所学校，之后又被停职回家，在抚市中学任代课教师。郑校长知道后，请他到永定一中代课，同时派专人到泉州为他落实政策，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把他转为正式教师，张弘昌老师很快成为骨干。有一次县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郑友谊在会上举了张弘昌老师的例子，并谈到张老师的爱人还不是城市户口，要求县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次座谈会，张老师爱人的户口和工作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又如数学教师刘伟森毕业于福州大学，“文革”时被下放到堂堡农村劳动，郑友谊了解情况后，通过组织，办理手续，把他调回永定一中，大家公认他的教学水平很高。永定一中教师逐年得到充实，优秀教师荟萃一堂。
狠抓校风学风和德育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恢复了高考和中考。1977年恢复高考，一中只有一人上线，这个消息给全校学生极大的震动，也刺激了郑友谊的神经。郑校长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一中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县农村家庭，具有勤劳刻苦的素质，现在有了读书上进的要求，只要因势利导，点燃他们这些“闪光点”，把他们全都吸引到勤奋学习上来，蔚成风气，运用集体力量和习惯力量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遭到“文革”破坏的教学秩序必能迅速恢复正常并持续稳定；而“勤能补拙”，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基于这个认识，郑友谊校长在当年就向全体学生提出“八字要求”；“勤学好问，尊师守纪”，大树勤奋学习之风，学校德育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学生“勤学好问”必然促进教师的勤教，提高教学效益的问题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他又根据教学规律和一中教学实际，及时提出“十六字教学原则”：“面向全体，立足平时，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在师生中大力培养勤、严、实、勇的作风，使之成为一中的校风。
亲自编撰校门口的“社论式黑板报” 郑友谊校长亲自主持编撰的“社论式黑板报”做得最为出色，效果也最好。当时，永定一中校门口这块黑板报，已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德育教育的一块重要阵地。全校师生几乎每期必读，被称为发行量最少、读者又最多的“报刊”。1982年《福建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曾发消息赞扬。“榜样的力量无穷”，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对形成和壮盛一中良好校风的确起了巨大作用。1978年，学校在学生中树的第一个典型是蓝永生。他高中入学时数学摸底测验仅得2分，经一年勤学苦练，猛增到95分。郑友谊校长一得知这件事，立刻亲自撰写《从2分到95分》一文，刊登在学校大门口的黑板报上，报道并评论他勤奋成功的经过和经验，又组织各班就此事进行讨论，结果反响十分强烈。79年蓝永生报考中专，又以总分305分、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省电子工业学校录取，学校又在全校广为宣传，并重新印发《从2分到95分》那篇文章。80年高二(8)班女生在一次半期考试中，占了全班前10名中的7名。这优异成绩之来，在于有志气，尤其是勤奋刻苦坚忍不拔的学习精神，十分感人。郑校长当即又戴上老花眼镜撰写了《活跃在学习战线上的半边天》，同样登在黑板报上，评价她们的事迹，同时约请第一名的王碧云同学也写了一篇文章，一起发表。校园内一时传为佳话。
提出“偏爱差生”的教育理念 从消极方面说，差生不转化，人数虽少，破坏能量却不小；从积极方面说，差生的进步，不仅对后进生，就是对中等生乃至优等生都会起促进作用。郑友谊适时对老师提出“偏爱差生”的口号。具体措施，除要求老师平时多多关心和辅导差生外，较重要的有大力宣扬差生转化典型和举办暑期差生补习班。后者始于1983年。这个空前创举，起初老师们都有顾虑，因为把同年段的各班“差生”集中起来补习，一怕“天下大乱”，不好管理，易出岔子；二怕“吃力不讨好”，得不到成效。后来在郑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事实证明，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差生”最怕受人歧视，学校和老师关心他们，暑假为他们补习，他们都深受感动，秩序竟出人意料的好，学习也格外用功。1983年第一期“差生补习班”结业测试，各年段各科的及格率都在80%以上。开学后，补习生回到原班级，成绩均有所提高，各班的落后面都大大缩小了。
突出德育新亮点 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发出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活动，郑友谊校长敏锐的眼光，借这个活动以此突出学校德育的新亮点。他要求广大教师和班主任注重寓思想品德教育于日常教学之中，使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巩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五讲”习惯，努力做到“四美”。“五讲”(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文明礼貌用语十个字”(请、谢谢、对不起、您好、再见)。教师在这方面只要有点滴成绩，郑校长即予表扬。此外，郑校长要求一中政教处团委通过如下途径，把思想品德教育做实做活：(1)充分利用学校、团委、学生会以及各班的大大小小的黑板报、墙报，针对学生中出现的思想品德方面的问题，及时发表亲切的能起具体指导作用的短文，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走上正轨；同时着力表扬好人好事，树立榜样。这方面，由学校负责人主持编撰的黑板报做得最为出色，效果也最好。1982年《福建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曾发消息赞扬。(2)举办主题班会和各种讲座，张贴剪报，定期出版《新闻摘要》专栏，宣传法制，宣传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大好形势，分析学生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学生取得正确的认识。(3)通过经常性的班会，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跟学生的个别谈心，解决大大小小的思想问题，特别注意抓好犯错误学生的转化工作。(4)举办参观访问活动，读好书活动，观看与评论好影视活动，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5)组织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和创文明班级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6)健全团队和学生会、班会组织，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7)开展文娱活动，寓教于乐。
抓“两头”和“十六字”方针 郑友谊主要抓了两方面的工作：(1)抓全体。当时他对教师提出“十六字”的要求：面向全体、立足平时、因材施教、严格要求，首要的就是面向全体。班级是学校的细胞，班风不好，校风就不可能好转，而班风不好，往往是几个后进生在作梗。因此，抓全体首先要抓后进生的转化，平时要求老师切勿歧视后进生，应加强辅导，寒暑假还举办后进生补习班，这样后进生进步了，班风与校风相应得到好转。(2)抓典型。为了推进良好学风的发展，他们在学生和教师中抓了许多典型，以点带面。他们树立了各方面的典型，对促进良好学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了教师队伍，改变了学校的落后面貌，学校先后被评为全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省教育先进单位，高考成绩逐年进步，为新时期，永定一中再创一个又一个辉煌，夯下了坚实的基础。郑友谊本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载入全国教育工会主编的《全国优秀教师名录》一书。
老革命出身的郑友谊校长真不简单，一生与永定一中结缘难解难分，永定一中校史上也理所当然醒目地写下了“郑友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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