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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友谊:两度十六年任永定一中校长

来源: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日期:2023-08-24  点击: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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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打游击出身的资深老干部郑友谊曾先后两次来到永定一中工作,两度执掌永定一中。第一次是1953—1958年,共5年多;第二次是,1975—1986年,共10年多。二次合计共16年,作为校长书记实为少有。前一次,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对建国后永定一中的定位和第一次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一次是中老年时期,面对十年“文革”后的满目疮痍,收拾一个“烂摊子”,建设一个“重灾区”,为新时期永定一中再创一个又一个辉煌,披荆斩棘,立下了汗马之劳。可以说,郑友谊这一生,与永定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后,永定一中的发展史,也与郑友谊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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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友谊(1920-2000)广东大埔人。19536月至19598月和197511月至19792月先后两次任永定一中校长书记。曾任小学教师。1953年从县委秘书任上调任永定中学(永定一中前身)校长,1975年底第二次调入永定一中,承担了清理整顿受“文革”严重破坏的一中“烂摊子”的重任,重振永定一中优良校风取得显著成绩,为永定一中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校长两次主持永定一中校务,呕心沥血创建勤奋务实的优良校风,为后人提供了一笔无形资产和精神财富。在办学过程中,郑校长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模范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唯才唯德是用。他的“先教师后领导”的立身风范,他尊重人才、培育人才与大胆任用人才的思想和实践,是留给永定一中的无字丰碑。1956年暑假,他前往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19577月全体学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的接见。他曾在侨育中学和岐岭中学任校长,“文革”动乱结束后曾任永定县政协常委,1983年获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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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风华正茂的郑友谊以党员校长的身份到永定一中工作。当时学校领导只有两人,郑友谊和教导主任郑佩诏,1954年南强中学并入一中,南强校长陈加文来校后担任总务主任。校长因事外出就由教导主任代行职务。

郑友谊来校后,学校才开始建立党支部。是年,学生人数有591名(高中157,初中434),教师43名(按师生比例配备——高中1:12;初中1:14)。1955年7月,学校改名为“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建立党组织和正式定校名,在永定一中校史上都是标志性的大事。这时期,郑友谊校长主要做了几件事:

   当时还没有师范大学毕业生分配来校,教师主要是1949年以前留下的,其中不乏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如教导主任郑佩诏,毕业于中山大学,在本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物理教师赵锡麟是大学讲师,数学老师张元培毕业于厦门大学航空学院,业务水平高,语文老师罗选才原是汕头《星岛日报》主笔编辑,卢郁蕴毕业于厦门大学,对古典文学颇有修养。到校后郑友谊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心置腹,与教师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让他们安心教育工作。

   当时学校有四多:会议多,政治学习多,社会活动多,运动多,影响了教学。郑友谊提出,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经过整治,学校逐渐走上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轨道。

   当时永定一中校舍局限于生活区一角,不能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向何处发展呢?省教育厅副厅长郑书祥(本县城关人)曾建议永定一中搬到古镇坪去,县委领导也有此看法,而把生活区让给县委,并保证搬迁费用由县财承担。郑友谊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郑友谊指出,古镇坪远离永定县城,教师生活不便,医疗不便,子女读书不便,教师宁愿在县城住茅房,也不愿在古镇坪住洋房。而北门有一部分荒坡和民房,他建议学校应向北门发展。他提出的方案最终实施了,当年开始在北门山麓扩建校舍,以后逐步形成生活区和教学区的校园布局。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3年、1954年高考成绩还比较差,录取人数寥寥无几,50年代永定一中有两年的高考成绩比较突出,即1955年和1957年。1955年有两个班参加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和整个录取人数都很多,其中考上上海交大的就有4人,1957年高考也很突出。当时福建省中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小宝塔,有福州一中、龙岩一中等16所中学;第二类叫大宝塔,即一般重点中学,龙岩地区的永定一中、上杭一中、长汀一中即属此类;第三类就是一般中学,当年永定一中如果高考成绩不好,是不可能列入一般重点中学的。

这时期,郑友谊为永定一中五十年代在全地区乃至全省的定位排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好了家底,创造了1955届、1957届、1958届、1959届连续几年高考的大面积丰收。避免学校59年之后几年因政治折腾而大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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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18年后的1975年,两鬓斑白的郑友谊第二次出任永定一中校长(当时称校革委会主任)。

“文革”时期永定一中是个重灾户,原有教师开除的开除,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七零八落,留下的不足一半。学生不读书,打架、砸东西倒蛮有兴致,而且很能创造一些叫人目瞪口呆的“奇观”。比方,砸宿舍里的床板,砸了不算,还要从窗口摔到龙岗巷去,吓得行人魂飞魄散。偶有一个学生看书,大家立刻惊呼怪叫:“有人读书了!”针对这种局面,郑友谊的“杀手锏”有如下几招。

  如何恢复与建立呢?举两个例子:张弘昌老师原是厦门大学高才生,大学毕业后因故降格分配到晋江一所学校,之后又被停职回家,在抚市中学任代课教师。郑校长知道后,请他到永定一中代课,同时派专人到泉州为他落实政策,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把他转为正式教师,张弘昌老师很快成为骨干。有一次县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郑友谊在会上举了张弘昌老师的例子,并谈到张老师的爱人还不是城市户口,要求县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次座谈会,张老师爱人的户口和工作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又如数学教师刘伟森毕业于福州大学,“文革”时被下放到堂堡农村劳动,郑友谊了解情况后,通过组织,办理手续,把他调回永定一中,大家公认他的教学水平很高。永定一中教师逐年得到充实,优秀教师荟萃一堂。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恢复了高考和中考。1977年恢复高考,一中只有一人上线,这个消息给全校学生极大的震动,也刺激了郑友谊的神经。郑校长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一中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县农村家庭,具有勤劳刻苦的素质,现在有了读书上进的要求,只要因势利导,点燃他们这些“闪光点”,把他们全都吸引到勤奋学习上来,蔚成风气,运用集体力量和习惯力量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遭到“文革”破坏的教学秩序必能迅速恢复正常并持续稳定;而“勤能补拙”,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基于这个认识,郑友谊校长在当年就向全体学生提出“八字要求”;“勤学好问,尊师守纪”,大树勤奋学习之风,学校德育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学生“勤学好问”必然促进教师的勤教,提高教学效益的问题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他又根据教学规律和一中教学实际,及时提出“十六字教学原则”:“面向全体,立足平时,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在师生中大力培养勤、严、实、勇的作风,使之成为一中的校风。

  郑友谊校长亲自主持编撰的“社论式黑板报”做得最为出色,效果也最好。当时,永定一中校门口这块黑板报,已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德育教育的一块重要阵地。全校师生几乎每期必读,被称为发行量最少、读者又最多的“报刊”。1982年《福建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曾发消息赞扬。“榜样的力量无穷”,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对形成和壮盛一中良好校风的确起了巨大作用。1978年,学校在学生中树的第一个典型是蓝永生。他高中入学时数学摸底测验仅得2分,经一年勤学苦练,猛增到95分。郑友谊校长一得知这件事,立刻亲自撰写《从2分到95分》一文,刊登在学校大门口的黑板报上,报道并评论他勤奋成功的经过和经验,又组织各班就此事进行讨论,结果反响十分强烈。79年蓝永生报考中专,又以总分305分、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省电子工业学校录取,学校又在全校广为宣传,并重新印发《从2分到95分》那篇文章。80年高二(8)班女生在一次半期考试中,占了全班前10名中的7名。这优异成绩之来,在于有志气,尤其是勤奋刻苦坚忍不拔的学习精神,十分感人。郑校长当即又戴上老花眼镜撰写了《活跃在学习战线上的半边天》,同样登在黑板报上,评价她们的事迹,同时约请第一名的王碧云同学也写了一篇文章,一起发表。校园内一时传为佳话。

  从消极方面说,差生不转化,人数虽少,破坏能量却不小;从积极方面说,差生的进步,不仅对后进生,就是对中等生乃至优等生都会起促进作用。郑友谊适时对老师提出“偏爱差生”的口号。具体措施,除要求老师平时多多关心和辅导差生外,较重要的有大力宣扬差生转化典型和举办暑期差生补习班。后者始于1983年。这个空前创举,起初老师们都有顾虑,因为把同年段的各班“差生”集中起来补习,一怕“天下大乱”,不好管理,易出岔子;二怕“吃力不讨好”,得不到成效。后来在郑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事实证明,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差生”最怕受人歧视,学校和老师关心他们,暑假为他们补习,他们都深受感动,秩序竟出人意料的好,学习也格外用功。1983年第一期“差生补习班”结业测试,各年段各科的及格率都在80%以上。开学后,补习生回到原班级,成绩均有所提高,各班的落后面都大大缩小了。

  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发出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活动,郑友谊校长敏锐的眼光,借这个活动以此突出学校德育的新亮点。他要求广大教师和班主任注重寓思想品德教育于日常教学之中,使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巩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五讲”习惯,努力做到“四美”。“五讲”(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文明礼貌用语十个字”(请、谢谢、对不起、您好、再见)。教师在这方面只要有点滴成绩,郑校长即予表扬。此外,郑校长要求一中政教处团委通过如下途径,把思想品德教育做实做活:(1)充分利用学校、团委、学生会以及各班的大大小小的黑板报、墙报,针对学生中出现的思想品德方面的问题,及时发表亲切的能起具体指导作用的短文,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走上正轨;同时着力表扬好人好事,树立榜样。这方面,由学校负责人主持编撰的黑板报做得最为出色,效果也最好。1982年《福建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曾发消息赞扬。(2)举办主题班会和各种讲座,张贴剪报,定期出版《新闻摘要》专栏,宣传法制,宣传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大好形势,分析学生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学生取得正确的认识。(3)通过经常性的班会,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跟学生的个别谈心,解决大大小小的思想问题,特别注意抓好犯错误学生的转化工作。(4)举办参观访问活动,读好书活动,观看与评论好影视活动,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5)组织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和创文明班级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6)健全团队和学生会、班会组织,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7)开展文娱活动,寓教于乐。

  郑友谊主要抓了两方面的工作:(1)抓全体。当时他对教师提出“十六字”的要求:面向全体、立足平时、因材施教、严格要求,首要的就是面向全体。班级是学校的细胞,班风不好,校风就不可能好转,而班风不好,往往是几个后进生在作梗。因此,抓全体首先要抓后进生的转化,平时要求老师切勿歧视后进生,应加强辅导,寒暑假还举办后进生补习班,这样后进生进步了,班风与校风相应得到好转。(2)抓典型。为了推进良好学风的发展,他们在学生和教师中抓了许多典型,以点带面。他们树立了各方面的典型,对促进良好学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了教师队伍,改变了学校的落后面貌,学校先后被评为全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省教育先进单位,高考成绩逐年进步,为新时期,永定一中再创一个又一个辉煌,夯下了坚实的基础。郑友谊本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载入全国教育工会主编的《全国优秀教师名录》一书。

老革命出身的郑友谊校长真不简单,一生与永定一中结缘难解难分,永定一中校史上也理所当然醒目地写下了“郑友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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