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命运的游发祥校长
郭志坤
恩师游发祥的仙逝，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在我心目中，游老师一直是健康、朝气的，一直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虽然他已是年过九旬的髦耋老人了，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把游老师与“死”字联系在一起。可是，噩耗却倏地而至。
那一天，龙岩市原副市长郑如占来上海出差时，说到永定一中建校１００周年庆典活动时，我提起了恩师游发祥校长，郑副市长说：他上星期“走了”，我还误以为去探亲了，特地问：“到哪儿去了？”郑说：“他过世了，就在五天前，是４月１６日开的追悼会。”此噩耗像一声晴空霹雳一样，顷刻使我泪流滿脸。此刻，我真后悔今年没有回福建老家过春节。若是回了老家，我是会定然同往年一样去拜访恩师的。那怕在龙岩只住一两天，再忙也得去看望恩师。记得有几次老区办原主任廖国伟还专事陪我同往。说实话，逢年过节拜访老师是学生的应有之义。
回首往事，真使我感慨万千。
每当我走进游老师家里，师母总是说，志坤对老师很有良心。我说，拜访老师是作为学生的一种感恩。记得游老师对“恩” 字作如是解：“恩”字上半的“因”字，有“承上启下” 之意。“因”与“心”联起来，表示“一颗爱心，上承自祖先，下延至子孙”。 也就是说，“恩”是爱心的承启和转推。经老师一解，“恩”字对我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师说》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游老师既是我学习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的指导者。游老师是我进入永定一中高一下学期（１９５９年７月）来校任校长的，当时他了解我对写作感兴趣，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笑着对我说：小郭，你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我在中共连城县委时也是宣传部长，我们两个部长合作，将《抓“苏维埃”的故事》（原著江斌）改编成话剧，自编自演一台戏，好吗？我先是受宠若惊：我一个在校学生会的部长怎能同县委的宣传部长相提并论呢？后是心里胆怯：刚刚进入文科班，怎能编剧本呢？他给我鼓励说，你初三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的作文，我看了，写得不错！顷刻感到游老师要我改编话剧是事先是作过一番了解调查的。接着，他又给我们几位同学讲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历史，他说，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重兵对闽西苏区进行残酷“清剿”，闽西民众处于严峻的游击战争环境中。1935年4月，在永定赤寨地区召开了闽西党政军领导人会议，制定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方针，并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后任副主席），谭震林任军事部长（后任副主席）。闽西民众和游击队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多年游击战争。这就是《抓“苏维埃”的故事》的背景。
游老师要我们先将《抓“苏维埃”的故事》剧本编写出来。他说，当时尽管年纪小，但懂得苏维埃政府是为大众的，他当年参加了儿童团的活动，了解某些情况，可以来当导演。在老师的指导下，剧本很快改编出来了。接着又让我们同学演出，一次次排练，大家感到有困难，在排练时又不太认真，有时还开玩笑打闹着玩。游老师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是一出歌颂苏维埃，讽刺反动派的话剧，要认真排练，虽说是演戏，但这不是假的，这是历史的反映。要知道，闽西民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演不好这出戏，我们就愧对革命先辈。我们这才开始认真排练，利用课余时间连续排练了两个星期，后来在学校大礼堂演出，取得老师、同学的赞誉，社团活动由此名声大振。从改写剧本和参加演出中也让我受到极大的教育，１９６１年“高考题” （全国统一试卷）作文题就是《记一位革命前辈对我的教育》，我就是以游发祥老师对我的教育为素材写了这篇文章，取得了高分而考进了复旦大学。
１９６１年８月初，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永定一中，游校长很高兴，他和班主任王荣光老师特地到我家。我当时在一块山凹地看牛，父亲赶来叫我马上回家，说有老师来找我。当时，我猜想没有考上，估计老师是来做我了思想工作的，征询我是否愿意留在永定一中做专职团干部。因为高考前夕，游校长鼓励我说，轻松考试，认真做题，考不上就留在一中做团干部。这次一见游校长，他一反平时滿脸笑容的常态，故意板着面孔说：“这次你没有考上，看来临场没有发挥好。不管怎样，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不服输地说：“考试后我将试题都对答案了，没有什么错的！”游校长说：“也许是现在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录取人数压缩的缘故。反正没有被录取，你打算怎样？”我说：“那就听你的话，留在学校当团委干部吧！”游校长说：“留在学校当团委干部，我说过，那是让你不要紧张的安慰话，我个人说不算数的。”我父母哥嫂都关心我的前途，听说没有考上大学，心里很是难过，唯独我妈妈似乎有些开心，她插了一句说：“好，没有考上，就跟他大哥一样去当个小学老师！”游校长忍俊不禁，从包里抽出并扬着录取通知书，说：“这是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一流大学，今天专程来祝贺你！我刚才是考考你的。”我这才感悟到，游校长前面说的全是在跟我开玩笑，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幽默风趣的一面。我妈妈马上问：“复旦大学在哪里？”王老师告诉说，在上海，要乘两天一夜的火车。妈妈一听这么远，当场哭了，连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我当时也哭了，此哭同妈妈的哭意味并不一样，她的哭是离别之时的伤感，我的哭是“兴奋喜极”之情。接到通知时，离报到不足半个月，游校长要我抓紧准备。临走前又嘱咐我三点：一要刻苦读书，二要劳逸结合，三要不忘闽西人。
到了大学后，游校长一如既往地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和生活。当时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女大都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１５. ５元人民币）和甲等生活补贴费（４元人民币），但要公社大队出具“确实困难”的证明。我把申请表寄回家里后，田地管理区迟迟不肯出证明，据说当时掌管印把子（公章）的人阴阳怪气对我父亲说：“你要申请助学金，政府那有这么多钱？”硬是不肯盖章，说我哥哥有工资收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将过程写信告诉游校长，游校长深知我的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星期后便收到游校长的回信，这是永定一中的信笺写的，下方盖的是“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的公章，我记得很清楚，证明是这样写的：兹证明郭志坤同学父母亲一直务农，没有副业收入，家庭贫困。母亲体弱多病，父亲郭仰文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被邓子恢证明评为“革命接头户” 。有了这份证明，“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红彤彤的印章，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跟其他来自农村的同学一样享受了甲等助学金和甲等生活补贴费，每个月１９. ５元人民币，一直到１９６６年大学毕业。要不是游校长出面证明，我肯定拿不到两个甲等助学金，也许面临辍学的困境。
我参加工作后，和游校长的往来更多，他和师母还来上海，特地在寒舍小住两天，了解、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另文）。他对我的作品以“田地人” 、“钱坎市” 、“富永定” 等笔名署名很是赞赏，认为以此可以表达乡情。２０１２年春节回龙岩时，我和老师海阔天空谈了好多，还讲到永定一中建校１００周年庆典活动，他当场作画（见图）。临别时，游校长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急切地追问我何时再回龙岩。我说，明年春节会回龙岩的。殊不知，此后由于我在上海的杂事缠身，一拖再拖，没有如期回龙岩。竟连游校长弥留之际，身体极度虚弱的最后日子，我也不知情，未能履行要在春节去看望他的诺言。这将成为我终身的悔恨。去年一别，竟成永诀，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
唯有此文，弥补遗憾，略表哀思！
（永定一中６１届高中毕业，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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